劉煜輝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無論是當初為了反危機而刺激經濟，還是當下為過熱的經濟和如火如荼的資產泡沫降溫，政策首先考慮的都是銀行和國企，家庭利益被放到了最后，甚至被犧牲掉了。

        為了挽救跳水的外需，我們求索于房地產。隨著家庭的負債增加，資產方完成從現金到泡沫樓盤轉換之時，家庭的財富卻轉移成了財政收入、開發商利潤以及銀行的利息。

        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用慣常手段予以回應——即在已經破紀錄的高投資率上，再加一劑巨額投資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甚至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行業。這些財政和信貸支持使得工廠得以繼續開工，固然有助總體消費，因為就業率得到了暫時的保證，但這些投資的唯一經濟目的只在于增加未來產能，而用加速的基礎設施投資來保持就業的方式，不僅是不可持續的，而且也沒有解決中期消費過低的問題，僅僅是把難題的最終到來推遲了數年。

        有權威經濟學家說，我們是在做好事，這不僅僅是投資，政府是在為未來提供公共消費。只不過家庭將來為這些“公共消費”所支付的卻是高成本的。因為如果用貸款修建的基礎設施利用率嚴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資，就會導致銀行系統產生壞賬，中國家庭只有再次被迫通過緩慢的收入增長和低儲蓄利息率的形式為這些投資買單。

        經濟明顯趨熱，資產泡沫也升了級，央行除了數量控制外，價格卻始終按兵不動。或曰加息會損害中小企業，或曰加息會招致匯率升值壓力，我看都不成立。因為任何資產泡沫的內涵其實都異乎尋常地簡單，過度的貨幣和信貸擴張之后，企業和家庭對于長期利率的預期極低，甚至是負利率，只有投資在一些在遙遠的未來才有回報的項目，才能求得心靈的安慰。抑制泡沫唯有大幅抬升長期利率的預期。

        在我看來，真正的原因在于銀行和壟斷部門不樂見加息。過低的利率迫使家庭  （即經濟體中主要的存款者），為借貸者補貼借貸成本。存款與貸款利率間的天然價差，將迫使家庭事實參與為銀行注資  （三大國有商業銀行去年賺了3000億的利潤），以解決那些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壞賬所帶來的銀行資產負債表問題。

        當股票市場一幫無知的投機客整天在為央行的加息憂心忡忡時，殊不知貨幣當局可能打心里就沒打加息的“米”。

        中國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得中國面對美國及全球消費收縮越來越難以適從，中國的出口和人民幣匯率面臨全球性的“圍剿”。必須降低這種依賴，而唯一的方式就是提高家庭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中央政府極其渴望帶動國內消費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但體制驅動著家庭未來仍被迫支付銀行資本結構調整的代價，為無利可圖的投資潮繼續買單，家庭消費增長的希望又在哪呢？

        坦率地講，當下的政策首先照顧的是銀行和壟斷部門，而犧牲了家庭的利益，這將禍害中國的未來。當財富以“反危機”的名義進一步從家庭流向銀行和國有壟斷部門之時，誰又來承擔中國經濟再平衡的重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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