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江西檢察官）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錯案后，時隔十多年，趙作海回到老家后稱，在刑警隊挨打最厲害，被用搟面杖大小的小棍敲腦袋，還將鞭炮放在頭上點燃，最后為了不再挨打，只能按照刑警隊的要求說口供。  （5月12日《新京報》）

        趙作海被抓后留下了許多明顯的外傷，比如頭上的傷疤（據說是被槍托打留下的）。但恕我直言，即便是他真遭刑訊逼供沒了一條腿或者一只手，如果沒有“死者”復活，對于洗清他的冤屈也是無濟于事。因為那些決定他命運的人，根本就沒有機會或者沒有興趣去看上一眼——趙作海被判刑本身就是被當地政法委“協調”出來的。

        趙作海本來是有機會不被送上法庭的，檢察院在受理趙作海的案件后，認為證據不足，二次退卷，其后檢察院不愿意再接案卷。但是，2002年八九月份，公安機關在清理超期羈押專項檢查活動中，將該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政法委組織專題研究會，會上專題匯報該案。最后，經過會議集體研究，結論是案件具備了起訴條件。之后的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檢察院受理此案，從此趙作海被順利起訴、審判、入獄，因為政法委定下了的盤子，檢察人員、審判人員沒有勇氣再發起挑戰。

        這一幕與佘祥林冤獄的練成驚人地相似。遙想當年，佘祥林案無法進行下去時，也是當地政法委走上前臺，協調案件的起訴和審判，甚至創造式地將一個“殺人案”放在一個縣級法院審判，以規避上級的司法審查。

        在這種地方政法委協調定案之下，趙作海頭上的傷疤沒有人能看得見。因為政法委雖然最終定案，是事實上的最高審判組織，但在法律上它卻并不是一個審判組織，并且它缺乏審判組織應有的最基本特征，比如“兩造對立”，聽取雙方的意見，居中裁決，并且所有的證據采信是直接從法庭質證和辯論中所形成。政法委員會協調案件，只聽到控方的意見，不聽取被告一方的辯解，它如何知道趙作海因為刑訊逼供受了傷？這種違背“直接言詞”原則的協調，越是協調，離正義越遠。

        某些地方政法委協調案件還違背了“控審分離”，監督制約的現代刑事訴訟理念。現代社會，之所以要設立偵查、起訴和審判組織，就是要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權，避免先入為主、偏聽偏信。然而，政法委將公檢法一起召集協調案件，便是將幾個組織糅合在一起，將偵查、起訴和審判的功能混在一起，已經干擾司法獨立審判，并且讓偵查主導審判，使得偵查所形成了證據一路長驅直入成為法庭必須采納的證據，審判成具有的監督和糾錯的功能蕩然無存。

        要命的是，一些地方政法委以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的名義，熱衷于協調案件。一位曾擔任基層法院法官、現任某市政府法制辦主任的資深法律人士稱，“案件協調實際上是各級政法委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也是為外界詬病最多的一項工作。”而更要命的是，某些地方政法委書記由公安局長兼任的這一事實，使得公安機關的地位顯然高于法院和檢察院，借助政法委協調案件的機制，公安機關偵查代替審判的趨勢更加明顯。

        趙作海冤案的糾正可謂雷厲風行，不過，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被“協調”的案件存在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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