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海寧

        從“暫住證”到“居住證”，雖是一字之差，但卻是執政理念的轉變——從管理轉向服務；是公民權利的改善，從權利差異邁向權利平等——盡管實行居住證制度距離真正的“同城同權”還有距離，但已走向“同城同權”。在復雜的國情背景下來審視居住證制度，可以說是不小的進步。

        然而，無論是從社會發展的需要，還從是公民權利的角度來觀察戶籍改革進度，還難以說滿意。一方面是目前僅有深圳等十多個城市實行居住證制度，絕大多數城市還不見蹤影；另一方面，已實行居住證制度的城市，還存在這樣那樣的遺憾。無疑，戶籍改革能否加快進度，不僅需要政府決心，還需要民意鞭策。

        輿論呼吁戶籍改革，顯然不是呼吁概念上的變化，而是呼吁權利上實實在在的改善，即消除公民待遇上的戶籍歧視。但現實是，要想實現“同城同權”，還需要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這是因為對于實行居住證制度，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國家層面沒有統一制定實施辦法，結果是各行其是。

        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認為地方的財力和公共實施還不能承受更多的外來人口；二是存在“懶政”思維，認為實行居住證后，城市管理的難度隨著人口增加而增加。例如，深圳市公安局長李銘就把治安問題歸結于流動人口失控，并稱“無業人員不清除出去，深圳沒有太平”；三是存在排外思想，認為外來人口會搶戶籍人口上學、就業的機會。

        毫無疑問，實行居住證制度是對地方政府從執政理念到配套設施、公共服務的全方位考驗，因此，地方政府既不可能大范圍發放居住證，也不可能立即為居住證持有者提供所有服務。之前，鄭州也曾取消過暫住證制度，但當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后，財力不足導致醫療、社保等方面負擔猛增，最后不得不再次啟用暫住證制度。

        事實上，已經實行居住證制度的城市，所謂的“同城同權”，其實居住證持有者所能享受的待遇非常有限——僅能享受公共交通、就業指導、就業培訓等基本公共服務，子女上學、住房、社保、醫療等核心高層次公共服務依然享受不到，而且何時從基本公共服務上升到高層次公共服務還是一個問號。

        中國有個成語叫“安居樂業”，也就是說能“安居”才能“樂業”。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給外來人員發“證”很容易，但是，要想讓他們“居住”下來，或者能夠“安居”，確實還很難。社會保障跟不上，就談不上能讓他們“樂業”了。

        面對戶籍改革舉步維艱的局面，我以為，國家層面理應及時出手：一是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利益分配，或者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壯大地方財力以保證戶籍改革順利進行；二是杜絕公款消費和浪費，把公共資金用在民生之需上；三是應統一制定城市居住證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不給地方政府拖延改革、玩弄概念的機會。

        總之，無論是從法規、人權的角度來說，還是從外來人口貢獻、社會開放與發展的角度觀察，絕不能再允許人為因素成為戶籍改革的“攔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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