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士兵

        今年的高考集體舞弊，第一個落點是貴州松桃。不法分子利用學生組織多個作弊小組，他們事先安排好的考生，將無線紐扣高清攝像機帶入考場，在偷拍試題后通過無線電設備將試題圖片傳輸到考場外。考場外專門負責做題的人再將答案通過無線電信號傳輸到考生帶進考場的專用尺子、橡皮和無線電耳機上，有的學生也直接通過手機接收。  （6月9日《中國青年報》）

        這是預料之中的新聞，每一年都在重復。到現在，高考舞弊已經徹底進入高科技時代，組織更加縝密細致，作弊團伙躲避追蹤的能力越來越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話在高考作弊中也得到了最好的印證。事實上，《中國青年報》記者也直接采訪到一些  “作弊成功”的考生，這不是孤證，而且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這樣的尷尬現實，實際上寓示著高考在實現公眾最強烈的公平訴求上，已經打了折扣。

        就在今年高考前一天，教育部還言之鑿鑿地對廣大考生進行過一番提醒，誰要是在高考中違規，除按相關規定嚴肅處理外，還將被記入誠信檔案。現在看來，誠信檔案這根道德大棒至少對貴州松桃這幫作弊考生，沒有起到任何道德教化和前途震懾作用。原因其實也很容易理解，只要能擠過高考這座獨木橋，未來人生就撥開云霧見天日。那一刻，誰還又管得了腳下的洪水滔滔呢？

        “高考不絕，作弊不止”，這已經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不要說拿著“誠信”這面道德旗幟了，就連很多作奸犯科者被送進深牢大獄，也沒能讓參與高考舞弊者望而卻步。事實也證明，現在高考作弊越來越  “扎堆化”了，比如，廣東電白、河南濮陽、湖南耒陽、河南鄲城、吉林松原……近年來發生在這些地區的高考集體舞弊案，都越來越有規模化、產業化、集團化的趨勢，而且其中包含著權力腐敗與監守自盜的共同特點。比如，在貴州松桃，用手機作弊成功的考生稱，“學校要照顧升學率”也是他們躲過追查的原因。換句話說，就連學校本身也是高考舞弊的既得利益者。同樣，學校升學率高了，教育部門的“政績”自然也就上去了，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高考舞弊的受益者。

        這一切，都提高了一種強大的警示，那就是圍繞高考舞弊很可能形成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僅包括商業個體，還包括權力部門。現在，有關高考集體舞弊的“產業鏈”也已經越來越清晰了，從設備開發到人力援助，從市場兜售到權力公關，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利益共同體，考生只不過其中一個小環節而已。而且，在這樣特殊的“市場誘導”下，高考舞弊似乎越來越可以衍生出相關的產品來，也對相關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貴州松桃這起高考集體舞弊中，連尺子、橡皮這樣考試必備的文化用品，都可以“變身”為接受信息的工具。這寓示著，科技開發、人力配備、市場開發、權力公關等一些系列手段，都能細分到具體的市場運行中。而這一切完全就可以視為一個龐大的商業系統，來通過高考舞弊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許多年來，人們都把教育公平視為一種底線公平。如果連高考都遭遇特別利益集團捆綁，以集體舞弊的形態制造不公，那將是何等可怕的事。要知道，中國很多領域長期訴求的改革裹足不前，說到底，都是來自于特殊利益集團捆綁，醫改與房改就是最好的證明。當然，教育體制改革這些年轉身緩變，也同樣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有關。在這樣的環境下，年復一年出現的高考集體舞弊事件，就必須重新以一種新的視角去審視，是否可能再次出現資本與權力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

        至少，現在看來已有這種跡象了。從這些頻繁發生的高考集體舞弊來看，一些地方的資本與權力通過聯姻，已經能擁有一種可以突破相關監管的力量了。如果不能迅速遏止這種現象，這些既得利益者就很可能像滾雪球一樣，抱成一團，越來越大。到那時候，高考公平很可能就要面臨更加可怕的深度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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