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煜輝  （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我們可以捋出這樣的一般經濟活動的線索：投資-要素分配（初次和二次）-形成部門收入-消費，最后剩下的才是儲蓄、投資和凈出口（儲蓄是要花掉的）。現在很多關于中國高儲蓄率的觀點，多是割裂地看以上線索的一個片斷，然后得出一些結論。

誰在做儲蓄？

        從收入到消費，我們可以分析出一些形成中國高儲蓄率的合理因素，如人口結構產生的紅利釋放，過去30年，中國的人口參與率還在提高（能持續至2015年），贍養比例一直在降低；還有城市化、工業化和市場化改革推動的收入大幅提高……當然，提得更多的如二次分配中社保體系缺失，社會沒有建立一張“安全網”，從而約束家庭的消費欲望。

        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基本規律，現階段中國家庭的高儲蓄基本也是符合這一規律的。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在近20年來一直維持在20％上下的高位，低的有17％，高的有22.9％，比想象的要穩定得多，與亞洲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相比并無多大差別。和中國同樣缺乏完善的社保體系的印度，家庭儲蓄率是22％；日本在進入老年化前，家庭儲蓄率也在15％~20％的高位。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分析儲蓄的部門結構，誰在做儲蓄呢？1999年~2007年，中國的總儲蓄率勁升了14.4個百分點，大致是這樣分配的：家庭貢獻了2.7個百分點（從20.2%上升至22.9%），政府貢獻了5.4個百分點（從2.7%上升至8.1%），企業貢獻了6.3個百分點（從13.7%上升至20%）。政府和企業部門的儲蓄率一直再增加，家庭儲蓄率基本穩定，但家庭儲蓄在總儲蓄中所占份額卻在下降。

        從這個角度開出的藥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領域，如大規模投入資金完善城鄉醫保體系；降低各類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并簡化稅率檔次；需要改善稅收體系，增加對高收入群體課稅；大幅度提高國企分紅比例，通過將壟斷部門的企業儲蓄直接轉化為公共服務投入，實際上相當于間接增加了家庭部門的收入。根據中歐商學院的黃少卿博士測算，目前若提高國企分紅比例至50％，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約2550億元。

誰占有儲蓄？

        在我看來，我們關于中國高儲蓄的研究還不能就此為止。因為圍繞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質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糾錯中“打轉轉”，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國高儲蓄率異常增加的關鍵。如果我們僅停留于此而不進一步探討，還容易陷入另一個邏輯的誤區——高儲蓄成為了高投資的合理注解。

        “想要中國老百姓消費太難，擴大投資是次優選擇”，“不要妖魔化投資”，這是我們常聽到的一些官員的政策解讀。在儲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消費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這些儲蓄的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投資，二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剩下投資，否則經濟要平衡，就只能減產出（通貨緊縮）。為了免于通縮，于是擴大投資成了次優。

        我們想要進一步闡述的觀點是，從儲蓄形成到用掉，再到下一期儲蓄的形成，應該作為一個完整的循環來看。在以上儲蓄形成的完整線索中，正確理解從投資到要素分配的過程，或者講是初次分配過程，我們方能把握當下中國高儲蓄的精要以及未來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而這個過程又決定于該經濟體既有的增長路徑和模式。

        “高投資必然高儲蓄”，這似乎是必然的。投資的經濟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資本（要素）的實際掌控者，這是個經濟規律。如果沒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調節，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將越來越萎縮。我國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1997年~200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促成了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政府和企業的儲蓄，于是乎國內家庭形成的購買力越來越消費不掉投資形成的產能，就只能賣到國外去，變成順差。

        現在的辦法居然是冀望進一步加大投資，以消化掉前一期已經不能為出口吸收掉的儲蓄，強行要重續這個循環，那么，由投資而來的下一期新增儲蓄怎么辦？是不是意味著我們未來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資來吸收？

如何降儲蓄？

        我們在給自己造了一條高儲蓄的“懸河”。這樣走下去，中國的儲蓄率還會越來越高，而消費率還會越來越小。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使中國的高儲蓄率回歸正常的關鍵在于初次分配，而這決定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既有的政府主導的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增長路徑進一步強化，被證明為近10年中國高儲蓄率開始快速增長的根源。中國產業呈現出超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方向（中國目前工業化率達43%，遠高于其他國家完成工業化時的水平，其中重化工業占整個工業比重不斷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于政府和資本，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

        扭轉這一趨勢的根本只能靠經濟發展方式的徹底轉型。未來如果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調節資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粗放式增長；打破金融壟斷，大幅降低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稅負，支持其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如此，微觀上個體的效率決策，卻可以創造出一個宏觀上更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分配結構。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終就形成了中產階層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具體來講，資源配置的中樞——金融部門的變革是關鍵中的關鍵。

        中國的金融結構基本由四大國有銀行和股票市場構成。但是，能夠從大型銀行和股票市場融資的，只有那些大型企業和富裕階層，而雇傭了超過80％勞動力的中小企業卻無法享受到金融服務。更關鍵的是，這種金融結構人為地壓低了利率，導致用低存款利率向窮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貸款利率貸給大型企業和富人，相當于窮人在補貼富人，收入分配就會進一步惡化。根據黃少卿的測算，由于人為壓制存款利率，企業部門每年至少少支付了3個百分點的貸款利率給家庭，約合7850億元。

        開放民間資本金融準入的禁區，實現金融普惠制是根本。當然，放松金融管制，推進利率市場化也是一個不錯的見效快的政策選項。如果存貸款利率都由市場決定，二者將更加接近。這對銀行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利差縮小將壓縮銀行的利潤空間，對家庭和企業來說則是一個好消息。由于儲蓄傾向較強，存款利率提高將顯著提升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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