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徐奎松  實習記者  李澤民

話題緣起

        中國大陸是不是真的要告別“世界工廠”了？這是最近由南海本田整車廠和富士康等一批企業員工普漲工資后引出的熱門話題。之前已經有報道稱，臺灣相關行業協會已經建議，為降低成本，臺企可將生產線撤離大陸，搬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中國代工企業普漲工資達到25%，就意味著中國今后不再有廉價勞動力，而組裝加工產業看重的就是廉價勞動力成本，一旦喪失，也就意味著“世界工廠”將轉移。

        目前中國正步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快車道，能不能動搖“世界工廠”的優勢地位意義重大，因為這直接影響著相關產業的調整布局。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優勢是否尚存？當東南沿海的制造企業不堪勞動力成本之虞而遠走他鄉時，政府該如何應對？近日，我們邀請了兩位資深專家對此進行解析。

“世界工廠”優勢尚存

        NBD：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東南沿海部分企業在這兩年不斷遷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是否已經動搖？

        劉煜輝：任何一個制造業的成本是由幾塊構成的，除了勞工的價格、勞動力的成本外，與一個國家配套的要素也有關，包括水電煤氣價格、環保標準、稅收優惠等，還與國家基礎設施的便捷性以及出口導致的貿易成本等有關。

        從產業轉移的角度上來說，肯定有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因中國工人工資上漲過快，而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的整體制造業優勢仍然是其他的國家所無法比擬的，這包括中國的基礎設施、人口紅利等，所以，我不贊同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受威脅的說法。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是一個綜合體，從全球采購商來說，他們的定單依然會下到中國來。

        金柏松：我國的工人工資長期被壓在比較低的水平上，從大的環境看，自從中國加入WTO后，低端加工領域在中國得到迅速發展，因此，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現在，由于經濟結構調整，東部的東莞和長三角地區等地發生了民工荒后，緊接著又出現了南海本田整車廠等具有代表性的停工勞資糾紛事件，造就了工人有理由提出提高工資的環境。這是預料之中的事，但并不能說中國就要告別“世界工廠”了。這要看人工費用究竟占據多大？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像東莞的制鞋企業，人工成本占到80%左右。同樣是在東莞，機電加工制造企業的人工成本卻只占18%。由此看見，同樣是做世界產業某個領域的組裝加工活，其成本卻有著天壤之別，而低成本占比是在60%以上。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離告別“世界工廠”還十分遙遠。

        NBD：當曾經津津樂道的勞動力成本不具優勢之時，面對停工要求漲薪的事件，政府該怎么來應對？

        劉煜輝：政府不應該運用行政的手段，通過強制的《勞動合同法》實行最低工資標準等。通過行政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欠妥，硬性規定一些標準或者強制漲工資，對企業來說，企業的利潤會下降，勞動生產率會下降，企業的競爭力也會下降，這些下降之后企業投資的意愿，也就是資本性支出的意愿就會跟著降低，最終導致就業放緩。工資政策如果導致了就業需求的不振，從宏觀上講，勞動者的報酬在全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體現不出，那么調結構的目的就難以達到。

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

        NBD：您曾經說資產價格倒逼工資上漲后果堪憂，這個“后果”主要指什么？

        劉煜輝：工資上漲肯定有人口自然結構的原因，80后和90后大多是獨生子女，是隨著改革開放成長的新一代，他們的追求和前輩有很大差別，對自我的要求比較強烈，他們大多都想融入城市，所以人口結構性的問題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勞動力市場。

        從理論上來說，可以推出中國的勞動力紅利（劉易斯拐點）能夠延續到2015年以后，但是現在好像拐點提前到來了。從最近的停工事件來看，這種拐點實際上已經到來，根本原因就是現在的泡沫經濟。現有的工資水平無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著漲工資，這樣的倒逼等于吞噬勞動力的紅利。本來在供大于求的環境下，只有過劉易斯拐點以后，工資才會出現一個迅速上漲的局面，但是今天這一切提前發生了，起碼提前了4到5年，這種因素很明顯就是泡沫經濟帶來的。

        NBD：在您看來，隨著工人工資的上漲，中國會喪失組裝加工市場嗎？

        金柏松：從整個世界環境看，中國的經濟狀態最好，市場前景最大，在這么好的狀態下怎么會放棄  “世界工廠”呢？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不能看某一些代工企業提高了員工工資就斷定中國會喪失組裝加工企業，可以說，在今后很長的時間里，世界各國是不會放棄中國市場的。

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NBD：現在收入分配存在什么問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什么樣的？

        劉煜輝：要給廣大的中低收入階層提供一個機制，使他們有一定的機會進入中產階層，這是最關鍵的，我們現在缺的就是這樣的機制，僅僅靠政府從二次分配著手是不夠的。雖然政府近幾年做了好多事情，包括對勞工的保護，加強社會保障等，這些措施當然值得肯定，但是都是著眼于二次分配，這些不足以改變現有的情況，那就是沒有讓中低收入者造血的機制。

        一直以來，很多地方政策偏向于企業和資本，弱化勞動報酬，通過這幾年來看，行政壟斷的勢力越來越龐大，導致整個民營資本的投資意愿和自身成長受到抑制，這種抑制使得整個就業市場處于低迷狀態。企業不能快速擴張，產業不能大量延伸，從而不能通過就業帶動整個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這是一個癥結，所以必須要解決。

        NBD：從目前的情況看，確實有一些企業因為我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而轉移，而我國的就業形勢還是比較嚴峻的，政府應該如何應對？

        劉煜輝：只有堅定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未來如果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調節資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粗放式增長；打破金融壟斷，大幅降低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稅負，支持其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

        結束語：從兩位專家的分析看，目前，盡管我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人工成本有所提升，但也應該看到，企業的產品技術含量也在大幅提升，產品附加值也在提高，所以，人工成本還處于可承受的范圍。由此看來，中國“世界工廠”的優勢尚存。

金柏松  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經濟貿易部副主任

劉煜輝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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