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近段時間全國  “申遺熱”升溫，目前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內的35個景區正式備選“申遺”。相對于  “申遺”期間的巨大開支，“申遺”后保護費用稀缺已成普遍現象。而申遺后景點門票普漲，不禁讓公眾質疑這已成為各地政府的斂財之道。  （8月23日《新京報》）

        “申遺”究竟是為提升遺產價值、增強社會保護意識，還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坐收漁利、追逐政績的手段？這樣的問題對“中國式申遺”來說，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而在追問之下，我們看到的怪象多多：“申遺”之后保護費用稀缺已成普遍現象，如北京五大“世遺”曾高達32億元的修繕資金缺口、兵馬俑博物館年均僅幾百萬元維護費用等。與此同時，一些遺產項目申辦后急于擴容，有的甚至搞破壞性開發，被限令整改后拆除成本又占了一部分維護費用。如張家界和石林就投入不菲的經費用于整頓景區秩序、拆遷違規建筑。

        其實，對“中國式申遺”來說，除了利益變現外，對官員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政績變現。“申遺”的意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被放大為對GDP的貢獻率，并被遺產所在地政府津津樂道，而進行有效的遺產保護卻被拋在腦后。如1997年“申遺”成功的山西“平遙古城”，旅游收入占當地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不到1%增長到2008年的13.91%。而云南麗江古城對當地GDP的貢獻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在這樣的例子誘導下，就當下社會環境來說，恐怕不出現“申遺熱”也是不可能的。

        對某些地方政府來說，申報不在于保護文化遺產，而是為了追求世界文化遺產的標簽以及隨之而來的知名度。某些地方之所以不遺余力地拼申遺，并非致力于保護文化遺產，而是為了世遺標簽帶來的收益。在此過程中，是否真的有助于保護文化遺產，基本不在考慮范圍內。由此，“申遺”的GDP貢獻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文化遺產破壞度的代名詞。針對這一現象，我們應看到3種錯位，一是功能錯位，世界遺產的功能主要是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經濟功能；二是性質錯位，將世界遺產等同于一般旅游資源；三是空間開發錯位等。

        該如何審慎對待  “申遺”異化為“政績變現”的邏輯悖論？要知道，無論多么荒誕，無論多么違背常識，“中國式申遺”都不會停止，因為投機和政績的沖動已經淹沒了理性可能存在的空間。

        事實上，“申遺”所能承載的遺產保護之重是有限的，要知道，“申遺”成功者畢竟是少數，倘若都成遺產了，所謂的遺產也就沒價值了。這是我們應重申的常識。另外，我們也要明白“申遺”的另一種含義：“申遺”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之舉，入選并不代表這種文化本身的價值就比別的高，很有可能是因為它更亟須保護。

        當人們在不斷地為那些漸漸消失的種種古都風貌、風景名勝而深感惋惜之時，或許，放棄狹隘的利益算計——GDP貢獻率和“政績變現”，找尋開發與保護中的差距，才是一個更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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