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我覺得非常遺憾，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總體上看，渠道有變窄的趨勢。”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人民日報》9月16日）

        農家子弟還能  “鯉魚躍龍門”嗎？這是《人民日報》給出的問題，也是一個日益牽動人心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命題。對此，專家稱，普通人家子弟，因為父母無金錢和權力，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可輕松獲得體面工作及更廣闊發展空間。最為鮮明的證據來自數據：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學生中約有一半家在鄉鎮農村，現在這個比例明顯下降。此前，中國農業大學對新生城鄉比例的調查顯示，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這讓我們看到了什么？社會底層向上流動日益艱難，地位相對“凝固”，并且階層的“繼承”效應明顯。本則新聞揭示的事實告訴我們，當下的階層分化出現出極強的“嫌貧愛富”的特征和屬性，在強勢階層突出自身優勢的同時，弱勢階層缺少實現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得不淪為社會的邊緣階層或成為“永久的底層”，從而導致了馬太效應。

        潘光旦和費孝通二位先生曾統計了清末915名科場中試者，發現41.16%的人來自鄉村。相比之下，當前大學中，農村學生比例的下降態勢就不由得讓人汗顏。與此同時，弱勢群體的子女向上流動困難不僅表現在上大學上，還表現在就業上，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由此讓社會出現了“官二代”、“富二代”、“貧二代”等詞匯，隱藏其后的草根階層焦灼情緒呈現彌漫態勢。但是，更為嚴峻的事實是，筆者以為，這是整個社會失衡的寫照。

        在  “官二代”、“富二代”、“貧二代”等詞匯對社會作出無情總結的同時，我們發現，個體的命運不依托于努力和奮斗，而是一些先賦性因素在發揮作用——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等。也就是說，在“官二代”、“富二代”越來越處于社會有利位置的時候，公眾的焦灼情緒正在上升，而草根精英上升通道之逼仄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誰可以進入高收入行業和處于社會中的有利位置呢？有研究表明，有權力和財富背景進入高收入行業遠遠超過了有教育背景者，這也是代際傳遞日趨固化的明證。現實中，在我們的身邊，有多少高官子弟進入了高收入行業，又有多少權勢子弟走上了留學的路途？對這樣的場景，我們陌生嗎？如此一來，怎能不讓公眾產生不滿和抨擊情緒？

        這是社會流動趨于固化的征兆。當下，社會資本和社會資源的分布不平衡，乃至處于懸殊狀態，造成了發展能力的缺失。社會資本和社會資源都具有向優勢群體集聚的特性，這就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阻礙“貧二代”群體的向上流動。由于社會隔絕壁壘和階層壁壘的作用，“貧二代”所能獲得的上升機會較少，上升流動的空間和渠道狹窄，已是可見的事實。在代際再生產的問題上，對于“貧二代”而言，父輩的差距正被復制到子代身上。

        當前，在我國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利益調控、權力監控等各項化解階層之間沖突的措施和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在邊緣群體利益表達機制明顯缺乏的同時，主導階層的利益表達機制卻日趨完善，并且主導階層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更大的利益強勢，而邊緣階層被置于“永久的底層”。也就是說，要想回答農家子弟能否“鯉魚躍龍門”這一問題，惟有改變他們“永久的底層”的命運，否則，等待我們的不僅是階層對立，而是社會風險的日益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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