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浩俊

        從邏輯上講，財政部部長謝旭人這樣的解釋毫無問題。因為只要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總體上相適應，即使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在數量上出現一些不同步，也是正常的。

        問題在于，如果財政收入的增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遠高于經濟的增長，是否仍然可以認為是正常的現象呢？而在這一時期，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則呈逐年下降趨勢，又當如何理解呢？

        當然，從職能設置和分配來看，居民收入分配的問題，并不在財政部門的管轄范圍，所以，謝旭人部長不用回答這些問題。筆者想提醒的是，按照國民收入的分配原理，如果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過大，要么是獨占企業的利益，要么是獨占居民的利益。而從這些年的實際情況來看，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都是建立在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基礎上，居民收入并沒有能與財政收入一塊“飛”。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只要說到財政收入增長過快的問題，有關方面立刻就會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解釋，并振振有詞地認為，按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國仍處于較低水平，仍然有繼續提升的空間。只是有關方面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根據廣東省政協委員李心今年1月24日在廣東省“兩會”上的說法——在國民收入的“大蛋糕”中，政府和居民分配失衡，近10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幅在20％以上，但居民收入增幅從未突破兩位數，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約65.5％，如今已降至36％，相當于美國和法國的一半。

        不僅如此，財政收入形成以后的使用也成了很大的問題。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是用于公共事業、公共設施建設和民生方面，而我國財政收入形成以后，則主要用于政府機關的運轉和公務人員的消費，特別是地方財政，在財政收入連續17年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吃飯財政”的格局一點也沒有改變。這也意味著，居民在“讓”利給政府的同時，并沒有從“讓”利中得到相應的社會公共服務，收入之外的福利水平仍然相當低。

        所以，有關方面不能單純地就數據論數據，就比重論比重，撇開居民收入增長談財政收入增長，更不能將居民收入游離于國民收入分配來分析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是否合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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