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開始不久，我主要做了兩個調查，一是針對那達慕會場倒塌事故，在鄂爾多斯調查了數天，另外在華北特旱區域，對于200年未遇的旱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記錄。

　　其實類似的這些選題，自己只是“不帶好惡、不知畏懼”地去做，在此談論一些調查經驗，委實有點誠惶誠恐，可能更多的時候因人而異、因題而異。

　　在冗繁的、如潮的信息中，如何選擇的難度遠遠大于獲取信息的難度，受制于媒體的屬性或者價值觀的迥異，受眾在新聞紙上消費的產品，很多都是過濾過的。

　　那么選擇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可以在制度的某些方面有所建構的題，最好不過，但并不易。我以為，能夠推動公共利益、能夠揭示時代本質、能夠引發足夠讀者共鳴的題，可做。

　　當然作為記者，得兀自明白報道的邊界在何處，在輿論環境越發逼仄的當下，一如既往地堅持新聞本身，堅持報道的“安全性”，抑或保持“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的氣節恕難珍貴。

　　某一事件發生之后，在極短的時間內檢索資料，成為調查的首道工序，這樣為實地調查提供許多的可能和角度，同時可以防止與采訪對象當面“過招”時遺漏某些關鍵點。

　　另外與當地媒體同行及時取得聯系，了解動向，可以在事發縣市的貼吧內，關注網友發布的及時信息，或者發帖詢問等等，一些吉光片羽的信息，能為報道方向把脈。

　　作為日報，很難在數個小時內作出“深度”，那么可采取哥倫比亞新聞學院關于新聞報道的三個層次，首先做出事實性報道，其后進一步挖掘表象背后實質的調查性報道，最后解釋性和分析性結合逼近真相。

　　囿于出版日期的特殊性，于是很多事件只能先做直擊，其后尋找制度落點。那么具體到實地，與同行的配合和交流非常關鍵，一方面可以相互合作突破現場封鎖，一方面能夠彌合雙方獲得信息的不足（當然自己得有所保留）。

　　接下來，盡可能地去尋找某一事件當中利益的受損方，先從此著手，會扯出一串先前沒曾預設到的線索，這比接觸利益“眷顧”方，好處在于受損方更愿意以積極的姿態提供信息。

　　此次在鄂爾多斯采訪，那天夜色早已包裹了整個草原，在事故大門口一盞亮著燈的屋子，我和《財經》的記者抹黑進入，恰好遇到了剛從監獄里面放出來的監管方負責人，他看見我們，第一句話是，“我有苦衷”，其后他的講述，給報道帶來了重大轉機。

　　當然其后對于單方信源的佐證至關重要，為了報道的平衡性，需要去找與之有關的各個主體。與我而言，這點頗耗心力，沒有記者證、沒有介紹信，采訪官員，需要花很長時間跟他們建立信任感和接納感。

　　一直覺得，記者該需有個像素還可以的手機，進入某些官員辦公室，拍下壓在玻璃板下或者貼在墻上的聯系方式，對采訪非常受用，另外直接找到具體的職能部門，而非宣傳部門，職能部門中先找一把手等等。

　　這些都是純粹個人的細碎體悟罷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獲取信息的方式，做調查的確是個斗智斗勇的過程，對于我這個有些慢熱型的人來說，每次調查的突破都能讓我亢奮許久。

　　但我承認，每次出去所做的稿子總有遺憾，盡管盡力去做了，有些稿子在自己看來還是不忍卒讀，惴惴不安，于是內心還是給自己給著足夠的壓力，讓新聞的遺憾漸漸消弭，告別作品的青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