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張國棟  發自天津

    再過3個月，南開創元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開創元）就將迎來十歲的生日。然而，親眼目睹著公司發展壯大起來的李春蘭最近卻高興不起來。

    “現在人員成本增加比較快，物價在漲，員工的工資不漲，人才不都流失了嗎？這樣一來，客戶的一些低端項目就沒法承接了，接來就賠了。”2月15日，現任南開創元常務副總經理的李春蘭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如是說道。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日在天津調查發現，作為我國新興的軟件產業的縮影，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天津市軟件出口業務的確發展較快，但在當前高CPI、高成本、高人民幣匯率的“三高”經濟大環境下，與南開創元這樣的規模企業類似，天津軟件出口企業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自成本和市場方面的困擾。

    “對軟件出口企業來講，來自市場和人員成本的制約比較大。”天津市軟件行業協會人士向記者表示，規模小、缺乏骨干企業、軟件人才結構失調等，是天津軟件出口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而正是上述系列問題的存在，讓天津軟件企業在進軍要求更高的歐美市場時遲遲徘徊在門外。“對日出口初具規模，對歐美出口有待加強，已經是天津軟件企業乃至國內整個軟件行業出口的真實寫照。”一位軟件行業分析人士稱。

人力成本等增加困擾軟件企業

    在李春蘭看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新高對公司的影響甚小，但來自高物價高成本的壓力，確實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公司。“不需要原材料，不需要其他資源的消耗，（相較其他傳統出口型企業）通脹對軟件行業的影響小一點。更多的影響來自成本的增加，也就是員工工資和其他費用的增長。”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與其他傳統行業正在經受原材料價格高漲的苦惱不同，軟件行業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其對原料、能源的依賴度較小，但卻往往受制于“人”。

    南開創元于2001年5月份正式運作，經過近10年發展，目前員工數量在700人左右。“其他行業的人工成本可能占到總成本的20%~30%，我們的人工成本占的比例非常高，差不多占到50%甚至60%。”李春蘭表示，人工成本相應增加后，“員工工資比過去增長快，成了企業很大一塊負擔”。

    天津另一家大型軟件出口企業的內部人士對此也深有體會，“只要增加人員工資，就要跟著上稅，企業在人力成本上所承擔的負擔越來越重，畢竟沒有高薪招不來人才。”

    李春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雖然軟件出口屬于高附加值的行業，但如果工資增加10%的幅度，人力成本占比就會高達企業運營總成本的70%~80%，再算上其他費用，企業的利潤空間就會十分有限。

    “從整體上講，天津近幾年的軟件出口發展還是比較快，因為市里比較重視，支持力度也比較大。”天津市軟件協會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如今在保持快速發展的同時，如何降低人員成本的影響，是這些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緩過神來的軟件出口企業當前最緊要的事。

客戶壓價時有發生

    如果說人員成本的增加是“內憂”，天津軟件出口企業的“外困”則在于，在“三高”的背景下，企業在出口軟件時遇到客戶壓價的情況增多，而軟件行業內的激烈競爭則進一步壓縮利潤空間。

    李春蘭告訴記者，以日本的軟件企業為例，他們接本土項目沒問題，但日本企業可能也與歐美企業有聯系，或者本身就在做其他國家的軟件而后再轉包給中國的企業。由于受到全球通脹大背景的影響，日本企業自身的利潤率空間小了，于是就會在價格上向中國外包企業壓價。

    上述天津大型軟件出口企業負責人也表示，軟件出口的潛在市場太大了，國內企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并不是要去和誰“競爭”，而是要說服“潛在客戶”。

    李春蘭表示，為盡可能減少上述客戶壓價的情況，公司正向高端項目發展，培養高端人才，開辟不同的客戶。“項目向高端方向發展，我們的利潤就高，這樣就能保證這些高端客戶的穩定。因為在越低端的項目上，同行競爭越激烈。”

    記者采訪了解到，南開創元位于日本東京的分公司之所以近年發展較快，正是因為承接了大量對日本的高端項目，“他們把這些項目在前期做完后再發到國內一起做，這樣就保證了業務量沒有出現大滑坡”。

規模效應難發揮

    在外貿出口領域，軟件產業盡管被認為是潛力巨大的新興產業，但卻還是“存在規模小、缺乏骨干企業、缺乏特色、軟件人才結構失調等問題。“上述軟件行業協會人士向記者表示，以天津為例，雖然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軟件服務外包聯盟，但始終沒有實質效果。”要想做大做強，得由政府出面，實施企業兼并重組。“

    另據商務部發布的《2010年中國軟件出口發展報告》，2009年中國軟件出口合同數達30307份，同比增長59%；同年軟件離岸外包出口額達63.9億美元，占同年軟件出口總額的87.9%，同比增長141%。引人深思的是，以2009年為例，我國軟件業務收入前百家企業產值的總和，竟不如IBM一家公司的相應業務收入多。

    2月16日，記者在天津調查采訪時看到，與南開創元隔路相望的，正是天津國家軟件出口基地的辦公大樓。而在這座大樓的附近，則分布著天津市多家軟件出口企業。“這幾年，天津政策相對較好，天津濱海新區的建設也給這些外來企業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各行各業發展比較快，軟件行業也不例外。”李春蘭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稱。

    不過，天津軟件企業雖然數量多但大部分規模較小。據悉，天津市規模軟件企業現有100余家，其中有軟件出口業務且出口量較大的企業僅五六家。“如果與同時代差不多成長起來的企業相比，能發展到南開創元現在這種規模的屈指可數。雖然其后也有一些外來的軟件企業扎根產業園區，但（它們）現在的規模還不算大。”2月15日，李春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

    記者調查發現，作為天津軟件行業出口額排第二的知名軟件企業，南開創元這樣的企業放在全國的軟件產業中，其規模也并不算大。“以天津另一家有日資背景的軟件出口企業為例，雖然一年有2億多的出口收入，但其業務主要是提供給其總部，且業務較單一，比不上東軟等其他大型軟件企業的規模。”上述軟件行業協會人士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分析稱。

    分析人士也指出，由于企業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追求短期利益的功利趨向十分明顯，面對有明顯市場機遇的產品時便會蜂擁而上，而對有市場開拓難度的產品則退避三舍，“這導致許多企業集中在相對狹窄的市場中競爭，由此造成產品種類單一、低水平競爭和產品質量不高等問題”。

    談到公司出口業務的現狀，李春蘭向記者坦言，公司對日本的出口量比較大，但對歐美軟件的出口卻遲遲徘徊在門外。“金融危機之前，雖然想做但沒下力氣，在日本這塊做起來后，就沒多少力氣再去接歐美的項目。”

    實際上，對日出口初具規模而歐美出口弱勢，不僅是南開創元的現狀，也是天津軟件企業乃至國內整個軟件行業的真實寫照。商務部發布的  《2010年中國軟件出口發展報告》顯示，日本在2009年成為中國最大軟件出口目標地區。

    IDC中國軟件與服務領域分析師李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在對外軟件外包方面，中國企業擁有許多先天的優勢，這種優勢在對日本企業時體現得較為明顯。“一方面中日物理距離較近，溝通與交流比較方便，另一方面中日兩國在文化方面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再加上許多從日本回國的業內人士的努力，對日外包簽單比較容易。”

    記者了解到，對日出口軟件不僅難度小且需求量大，而對歐美出口難則恰恰反映出中國在軟件出口方面的弱勢。“對日本的軟件出口，多采用傳統制造業的外包方式，轉包到中國的僅僅是低層模塊的開發任務，而歐美市場則對軟件企業開發技能、管理水平、維護能力，以及商務、法律的國際接軌都有更高的要求。”上述軟件行業協會人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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