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鄭佩珊  發自上海

    2月21日，本報報道了蘋果供應商蘇州聯建科技安排中毒員工進行復查，然而事情進行得并不順利，大部分中毒員工并未參與此次復查。

    在近一個星期的僵局中，2月26日，這批尚未離職的中毒員工與聯建科技進行了第一次座談。座談會上，中毒員工提出了三點要求，要求公司書面道歉、要求去北京進行傷病鑒定與治療、希望企業對于員工的后續治療有保障。

    蘇州工業園區新聞中心主任劉杰稱，3月1日，員工會正式向蘇州聯建提交書面要求，屆時聯建將作出正式回復。

    泛洋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斌提醒說，為了防止后續治療產生無法預測的費用，這一次可行的方案是將“口頭承諾寫進書面協議，確定這次職業病、工傷若導致后續費用發生，單位承諾仍然會補償相關費用。”

姍姍來遲的第一次座談會

    2月26日，周六，蘇州聯建科技將這一天與次周一（2月28日）進行了調休。

    這天，正己烷中毒員工之一的崔廣雙第一次見到了公司高管，并面對面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下午3點，尚未離職的37名中毒員工中，有22人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蘇州聯建出面的，是管理部最高主管王家杰。

    “王在座談會上對我們的三個要求給出了回復。”崔廣雙告訴記者。但是對于回復，崔廣雙并不滿意。

    “對于書面道歉的要求，王表示，在接受多家媒體采訪的時候已經正式道過歉。”崔廣雙回憶說，“去北京進行鑒定的要求也沒有答應，但是表示會請北京的醫生來蘇州鑒定。而后續治療的問題，王口頭承諾一旦病情復發，公司會負責。”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昨天（3月1日）撥通了王家杰的手機，對方表示自己是王的助理。“王總這會兒不在，對于中毒員工商談的事情我不清楚。”對方表示，會與王家杰溝通，讓記者5分鐘后再與他聯系。當記者再次撥通王的手機時，便一直無人接聽。

    記者致電蘇州工業園區新聞中心主任劉杰，他表示，“企業方面之前已經發出了致員工的一封信，對于中毒員工提出的三點要求有明確回復。”

    “對于去北京復查的要求，工業園區方面也在企業和員工之間進行調解，最終確定了請北京專家到蘇州來對中毒員工進行復查的方案。”劉杰表示，“雙方僵持太久，對誰都不利，還是需要盡快提出有建設性、可操作性的辦法。”

    “3月1日早晨9點，員工會正式向企業提交書面的要求。”劉杰告訴記者。這一情況崔廣雙也向記者證實：“提交了書面要求以后，聯建方面也會給我們一個正式的回復。”

部分中毒員工合同期滿未續約

    就在雙方座談會的前一天，37名中毒員工中，有一名員工合同期滿了。

    這名中毒員工名叫王玉連，傷殘等級經鑒定為10級。“我2004年與聯建簽的兩年合同，隨后一年期的合同續簽了兩次，最后簽了一次3年期的合同。”王玉連告訴記者，正是在這份3年期合同簽約不久，就發生了中毒事件，在治療之后，合同也就很快到期了。

    “在合同到期之前，我和我們制造科的科長談過續簽合同的事情，他當時表示可以。”王玉連說，可是到合同到期，她沒能成功續約。

    “我現在已經算是離職員工，但是離職手續還沒有辦下來。”王玉連告訴記者，公司方面并沒有續簽合同的意愿。

    與王玉連有相同困境的中毒員工不在少數，桑小龍就是其中一員。他表示，有部分員工的合同將陸續在四五月份到期，是否能繼續留在公司，“大家心里都沒底。”

    “我們現在找工作非常困難，別的公司一看我們的傷殘等級，就知道我們有職業病，很少會錄用。”桑小龍現在雙腿一旦站立、走路時間長了，就會疼痛難忍。

    同時，這些員工無一購買過保險。“保險公司也不愿意接受我們的保單，說我們的病的復發癥太多了。”桑小龍說。

口頭承諾或與一次性賠償金抵消

    泛洋律師事務所長期從事勞動法的律師黃斌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企業是否續約與傷殘等級沒有必然聯系。”他說，在傷殘事故中，如果用人單位一次性支付傷殘醫療補助金和傷殘補助金，那么合同期滿，合同自然終止。

    黃斌告訴記者，在與企業對立的位置上，這些員工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在現實司法事務中，通常會碰到簽訂一次性經濟補償協議，后續治療費用全部包含在這一次性補償中了。”實際上，后續治療是無法預測的，很多時候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如果不簽，只能拿到第一次醫療期滿后的一筆費用，以后每次有新的醫療費用產生，都會產生單獨訴訟，時間成本和投入訴訟成本過高，因此，勞動者才會選擇一次性經濟補償金。

    黃斌提醒：“口頭承諾的說法往往容易被一次性經濟補償方案給否定掉，雖然口頭承諾會對后續的治療費用負責，但是一旦拿了一次性經濟補償方案，未來所有可能發生的治療費用就一次性了結，這樣看來，口頭承諾和一次性補償方案是相悖的。”他指出，這一次可行的方案是將“口頭承諾寫進書面協議，確定這次職業病、工傷若導致后續費用發生，單位承諾仍然會補償相關費用”。

    然而，真正同意這樣做的企業其實非常少。黃斌告訴記者，“一旦簽訂協議，會有勞動者不斷要錢，沒有企業敢具體辦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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