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澤民 發自北京

　　經歷20年摸索之后，橫亙在城鄉之間的戶籍壁壘“仍在矗立”。

　　去年至今的汽車限購、住房限購等行政性調控措施，讓業界猜測這是否預示戶籍制度改革正在“開倒車”。

　　“目前各種限購政策強化了戶籍色彩。”昨日（3月11日），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保障室張展新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北京瑞風律師事務所李方平律師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也認為，限購不利于戶籍改革。

“限購令”是無奈之舉？

　　3月10日，住房與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在“兩會”上表示，“限購令目前沒有取消的時間表。”
　　針對限購令與戶籍掛鉤的相關措施，姜偉新頗為直接地回應說，“不合理的事情特別多，如果你能想到完全沒有副作用的辦法，我們愿意采納。”
　　據業內人士推測，姜偉新這番話暗示，限購令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現在是市場經濟，人員自由流動，不應通過戶籍限制人們的遷徙。“戶籍制度改革剛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現在的房價調控等措施，都把戶籍作為一個區分的標準。”胡星斗說。
　　“二元戶籍制度已經大大落后于市場經濟發展，雖然許多國家都有戶籍，但都僅作為人口登記，而不是像中國這樣需要審批，如果審批不過，就無法享受到各種待遇。”胡星斗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貢森指出，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要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權益和福利，同時又必須找到一種替代性的人口管理手段，以保證人口的有序流動，這也是提供公共服務和進行社會管理的基礎。

建立國民信息系統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的調查，目前與戶籍掛鉤的個人權利有20多項，涉及政治權利、就業權利、教育權利、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等各個方面，其他還包括義務兵退役安置政策和標準、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等。
　　正因如此，與公民權利分配全面掛鉤的戶籍制度，長期以來飽受詬病，這該如何改革？
　　在張展新看來，要真正地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必須要解決大中小城市、中東西部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如果不這樣，大城市將資源壟斷得非常厲害，人愿意來，人口壓力必然增大。
　　2010年11月，成都正式出臺《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將在2012年實現城鄉統一戶籍，民眾可自由遷徙，并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
　　該市的戶籍制度改革試水的標志是：成都將建立以身份證號碼為標識，集居住、婚育、就業、納稅、信用、社會保險等信息于一體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統。
　　這在胡星斗看來，是采納了他一直呼吁戶籍制度改革必須需要建立國民信息系統的做法，他說，“所有的國民以身份證號碼作為登記號，建立全國聯網的個人信息系統。”
　　這類似于美國等國使用的社保卡。1936年，美國的社會保障局統一免費發放該卡，其后該卡的功用與美國“身份證”等同，應用于雇員檔案、醫療記錄和銀行信貸等。
　　胡星斗說，建立國民信息系統后，個人的收入、納稅的情況，享受各種福利待遇的狀況，信用記錄等都可放在這里面。
　　他稱，有了這個系統，就沒有外地人或者本地人之說，這是消除戶籍壁壘的關鍵。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顯示，到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有望由現在的47.5%提高到51.5%。

同稅同權尚需時日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讓戶籍制度有了可堪依憑的法律，遷徙自由受限。其后這種限制層層加碼，隱藏于戶籍背后的各種制度，成為城鄉之間無法跨越的“楚河漢界”。附加在戶口上面的“衍生物”，比如就業、教育、住房和社會保障等，讓城鄉戶籍差別日益顯著。
　　1978年起，這種限制逐漸松動，到1984年 《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出臺，部分人的遷徙自由得以實現。1998年7月22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 《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旨在解決夫妻投靠等部分城市戶口遷移當中的突出問題。2001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 《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推進。
　　但是，進城之后的農民得到的卻是“同稅不同權”。直到近兩年，北京的購車限制要求，外地人必須連續5年在本地繳納社會保險和個人所得稅才有資格參與搖號。
　　此前就有學者認為，實現同稅同權的必要舉措，就是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然而，這樣的改革盡管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萌動，但是其后的改革中，雖然成都、重慶等地初見成效，但國民整體實現服務均等尚需時日。

精彩觀點
◎張展新：
要真正地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必須要解決大中小城市、中東西部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如果不這樣，大城市將資源壟斷得非常厲害，人愿意來，人口壓力必然增大。
◎貢森：
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要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權益和福利，同時又必須找到一種替代性的人口管理手段，以保證人口的有序流動，這也是提供公共服務和進行社會管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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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門檻難除“北漂”生存維艱
每經記者 張敏 發自北京
　　春節以來，北京市的不少企業遭遇了比往年更嚴重的用工缺口。根據不少機構的調查報告，在保安、保潔、保姆、銷售等行業，用人單位紛紛提高待遇，降低招聘門檻，但仍然難以招到足夠滿意的人選。
　　3年前，大學畢業的孫偉（化名）來北京工作，目前月入6000元左右。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工作3年以來，他的月工資僅上漲了500元，而日常固定開銷漲了1500元左右。
　　生活成本的提高讓孫偉覺得不堪重負。“想回山東了。”他向記者坦承，自己早就有了回鄉工作的想法，身邊有些同事也陸續回家了。他說，更讓他對前途感到渺茫的，是年初出臺的“京版限購令”。
　　孫偉向記者表示，由于他沒有北京戶口，來北京也不到5年，即便繳納更多的稅，也無法換來在北京購房的資格。同時，租房成本也越來越高。
　　孫偉的經歷并非個案，在各種因素影響下，“逃離北上廣”的故事正在越來越頻繁地上演。“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表示，“限購令”進一步強化了戶籍門檻。
　　事實上，將“限購”與戶籍相剝離，國外早有嘗試。“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就列舉了新加坡的經驗——買房后一年內進行出售，要按房價的16%繳稅，第二年出售的，稅率降低為12%。厲以寧將此稱為“限售”。
　　來自新加坡的地產商、璽萌置地總經理吳緒昭認為，相比以戶籍為門檻的“限購令”，新加坡啟用的“限售”模式更符合市場化運作原則。因此，盡管北京與新加坡的房地產市場形態大不相同，但仍可對上述措施進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