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2 01:32:42
3月31日,法國總統薩科齊、世界25個國家的財政部長、央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負責人、專家學者等齊聚南京,參加G20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高級別研討會。
本次大會所提到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是一個棘手而又重要的變革方向。因為當全球進入到信用本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階段后,“主導貨幣”的國家一旦出現危機,尤其是危機管理的方式再次以本國的經濟基本面為基礎,而不顧主導貨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貨幣錨”作用,泡沫破滅和“救市”所需要的寬松貨幣環境,就會給其他國家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但是,從目前來看,對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動機和愿望,歐美還存在認識上的差異。
首先,歐洲是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的重災區,法國總統又是今年G20的輪值主席,現在他們有強烈的愿望去改變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因為美元的“強勢”已經讓脆弱的歐元喘不過氣來,再加2010年美國對沖基金借歐債危機,利用美元的主導地位,有意做空歐元從中牟取暴利,更加讓歐洲意識到若不改變美元霸權地位,歐元的成長就會障礙重重,歐洲經濟也會不安全。
其次,中國是全球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也是美國機構發行固定收益證券的主要買家之一。我們的巨額外匯儲備隨時會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和美國財政部的救市計劃影響,爭取貨幣主導權,現在變得更加鮮明起來。為此,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也是出于這種發展戰略的考慮。
第三,美國政府為了維護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霸權地位和國際經濟事務決策上的一票否決權,它需要中國的財力支持,但它又擔心中國競爭力在世界舞臺上的滲透。于是,在積極爭取讓中國在國際金融舞臺上提升地位(實際上讓中國負起大國責任)的同時,又強烈要求中國放棄對匯率和其他金融要素市場的價格保護手段,目的是想以此削弱中國產業對外的價格競爭力。
在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鏈面前,以特別提款權(SDR)作為這場利益較量的切入點,相對其他的改革更為直觀,而且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又相對能夠在全球達成一定的共識。
歐美發達國家對中國在SDR份額上的提高,似乎達成了高度共識。不過,他們同時對中國提出了苛刻的條件——“進場之前”,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和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完成。現在歐美決策層明明知道SDR機制不可能流通,卻要求人民幣不要拖SDR的后腿。這如果不是混淆概念,就是別有用心。
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和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不可能因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愿望而不顧現有經濟結構的承受能力,也不可能像歐美學者所建議的那樣用 “倒逼機制”來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加速。因為要素市場的改革,對實體經濟有很大的沖擊力。日本的大企業當年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況下被倒逼出了國內市場,推動了產業的國際化。而中國企業現在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匯率升值、能源價格的國際接軌等沖擊下,有不少產業資本已經轉向了投資樓市的金融資本,造成產業空心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當年日本國內產業也出現了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但是至少人家今天的產業競爭力,并沒有因為當年要素價格的劇烈變動而被抹殺。
我們當前需要做的,還是要結合發展階段的內在條件,加快國力強盛的步伐,要讓民眾盡快富裕起來,以提高他們抗衡來自要素市場價格變動帶來的沖擊。為此,現在任何西方“有條件”地對中國提升世界影響的贊譽之詞和隨之而來的改革建議,我們都要三思而后行。切勿洋洋得意,盲目自信而迷失方向——“破舊立新”不等于選擇“無家可歸”。如果我們急于去打“破”自己擅長的、傳統的產業競爭力,而我們不擅長的、暫時不具備條件的新東西又沒有及時 “立”起來,那么,在一個看不到改革績效(經濟增長)的環境下來推動結構調整是不可持續的。東歐上世紀90年代初的激進式改革和日本泡沫經濟后的“大爆炸改革”,都是因為在沒有經濟增長的環境下去推進,所以結果都以失敗而告終。
此外,我們要通過支持歐洲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強化全球一體化監管的呼聲,甚至可以配合美國政府修復和規范本國金融體系所做的努力,以彌補我們因金融體系不成熟所造成的財富管理能力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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