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思艱/ 文

　　爺爺離開我快三年了，但我感覺每天想到他的次數比想到任何人都更多，因為他和我在一起生活了23年。人的一生，有幾個23年？

　　轉眼間“七月半”快到了，它又被稱為“中元節”，我想這是一個“慎終追遠”的時刻吧，因此再度強烈地回憶起他來。

　　該怎么去描述他的一生呢，既平淡也坎坷？又如何去形容他的性格呢，講義氣又倔強？想來想去，還是寫寫他的流水帳吧。

　　從軍的時光

　　他從小生活在成都附近農村的一個地主家庭里。據他講，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同時也是一位醫生，是有點“懸壺濟世”精神而非只知道賺錢的醫生，因此收到過病人送的一個匾額：惜不為相。有一次，曾祖父的鄰居得了霍亂，鄰居的家人來敲門，希望他去診治，這時曾祖母死活不肯讓他出去，但他還是去了，結果是：把別人的病治好了，但自己染上了霍亂，去世了。那時，爺爺只有7歲。爺爺給我講，當時他聽說只要咬住曾祖父的腳趾就可以留住性命，因此他還曾后悔當時沒有咬緊了。

　　曾祖父去世了，曾祖母就一直守寡撫養爺爺成人，并且終身未再嫁，這一點是爺爺一直感念不忘的。爺爺小時就顯得活躍、調皮也有主見吧，冬天會下河叉魚、夏天哪怕挨打也要去河里游泳。他15歲那年，決定一個人上成都去讀高中。當時“雙十”閱兵觀禮，會邀請各學校代表，他也受邀觀禮，他看見那軍容壯大、炮車隆隆，熱血沸騰，于是決定報考黃埔軍校。1941年，他考入黃埔軍校17期1總隊。他考軍校的初衷是為了在抗日戰場上殺敵，可惜的是，他畢業后被分配到20軍司令部任職，因此沒能親上戰場殺敵。他將此視為一生憾事，但后來別人問及時，他從不避諱這一點。作為孫兒，我很欽佩這種誠實。

　　1949年，他隨部隊在成都金堂起義了。據他講，起義時，接管干部來講話，有些人不服氣，說：要不然我們再打一場試試？因為他們的部隊敗績很少。爺爺本來被留在解放軍任團參謀，但畢竟是“曹營”過來的人，他當時可能 是受不了一種若有若無的“另眼相看”吧，最后自己主動離職了。

　　他很少給我講過去的歷史，更很少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但我曾記得他說過一句話：“我29歲就是中校，那么39歲、49歲該是什么呢？”

　　挖煤的時光

　　他離開部隊后，在重慶做過很多事情，包括下苦力做挑夫。他應該是很好強的人吧，哪怕是綁一塊石頭他也會仔細研究出一種捆得最結實的方案。后來，他參加了教育局組織的知識分子考試，當上了老師。他在當班主任期間，將一個幾任班主任都沒有治理好的后進班，變成了地區先進班級，當時報社要來采訪他，結果他被調到其它學校去了，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后來，在重慶澄江鎮嘉陵地區被認為是發現了大煤田，當時什么都講小而全、配套，他們這些老師自然也有用途，他也報名去了。但后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怎么會由老師變成了井下的煤礦工人？我曾追問過他，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地反問了我一句：“我們這些人，還能有什么前途呢？”

　　那個煤礦也是我曾生活過的地方，這我后面會講到。雖然他自認沒有前途，但實際上，他表現得和其它礦工非常不同，別人下了班由于太累，也許就呼呼大睡了，但他會認真看書、拉二胡、拉手風琴和小提琴。他說，解放前，每當新出一首歌，他都是會唱的。多年以后，他在參加一個活動時，還和一位老上海聊到了以前的流行歌曲，提到白光，他們共同唱起了“鼻音歌后”白光的歌《相見不恨晚》。他當時回家之后，也給我描述了這個細節，還即興給我唱了一句，那“相見不恨晚”的發音是很俏皮的。

　　但別以為他就是個文化人了，有個礦工曾經很看他不順眼，多有諷刺，有一次，他們都在鐵軌上推煤車，礦工在前，爺爺在后。當時太陽暴曬，體力消耗都很大，前面的礦工速度慢了下來，而這時爺爺卻快速推著車，不斷去頂前面的人。那礦工有些不滿，問爺爺干嘛那么快，爺爺回答：抓革命促生產，怎么能慢？

　　帶小孩和當編輯的時光

　　我在3歲時，被父親送到了煤礦爺爺那里，那時他已退休了。礦上的領導看到我父親把我送去，就說：怎么能讓一個退休的男同志來帶孩子呢？爺爺卻說，是他自己主動要求帶我的。我對3歲時的記憶比較模糊，但對當時和爺爺的印象卻不曾忘記。我被帶到煤礦后，大人們談話，我就到處亂跑，后來藏在一家人的廚房門背后。爺爺來找我，想拉我出來，我卻野性大發、朝他亂吐唾沫，他也不以為意。最后，我父親離開了，爺爺連續幾天帶著我去看田里的耕牛，那時很小，沒見過牛，所以看著看著就慢慢安靜了下來。他為了消除我的陌生感，牽著我的小手帶我逛街，結果我很頑劣，把別人做美發的罩子掀起來，或者路過水果攤一只手橫掃過去，水果落地，他都代我道了歉。

　　不過安靜下來了，日子也就不是那么好過了，他開始要求我：吃飯時必須首先吃蔬菜而不能先吃肉。我當時吃蔬菜吃得想吐，但吐了之后也還是要繼續吃。隨著我漸漸成長，規矩就更多了：白天不準躺在床上、燒水要把水壺放于灶具正中。更讓我恐懼的是，他從唐詩、宋詩當中選出一些，重新手抄過，剪輯成小本，平時讓我每天早上朗讀，而且還必須讀得“音瑯瑯然”--這是袁枚《祭妹文》里的話，他很欣賞。那時經常停電，一停電他就讓我背誦他的“手抄本”，背不上來會挨打，所以，我對停電抱有一種特殊的恐懼。

　　他帶著我的時候，已經退休了，但是由于和婆婆（我把父親的媽媽叫做婆婆）關系不好，一直不愿意回成都，就不定期地在他的朋友家住。他曾很得意地說：蘇秦曾有六國相印，而我有“五管鍵”--意思是五家人的鑰匙。這些朋友因為信任他，所以把自家的鑰匙也給了他一把，沒把他當外人。

　　不過，人畢竟越老越希望有家的溫暖吧，他還是回到了成都。那時全國各地都成立了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分支機構，他就進去當了會刊的編輯，一干就是10年。說起來我還當過他的小助手，他校對過的文字總是要我再看一遍，然后他再繼續校對。我看多了自然就煩，問他為什么要讓我看，他說是對我的鍛煉。更要命的是，那時書報雜志主要還是鉛字印刷，出了錯不容易改。他讓人把兩千多本會刊從印刷廠拉到單位，然后帶上我，讓我將每本雜志有錯的地方翻出來，然后他用鉛字蘸上印泥，蓋到錯字上。他要蓋兩千多次，我也就要翻兩千多次。

　　最后的時光

　　爺爺一直認為自己身體很好，長期不吃藥不檢查身體，結果，2006年，他終于不能忍受病痛，我陪他去醫院檢查，他被確診為皮膚汗腺癌。我一直忍著沒有告訴他，但后來當我想要勸他接受一些手術治療，他覺得是小毛病不同意時，我急不擇言，說出癌癥二字，看著他驚訝的眼神，我的淚水奪眶而出。

　　他和自己的兩個兒子關系都不太好，是因為當年的嚴厲教育之故吧，甚至他曾為了兒子一定要抽煙之類事情，就說出要“斷絕父子關系”。因此他住院時，我問他是否通知我在外地的父親和我的幺爸，他拒絕了。但最后我還是通知了他們，當幺爸來看他時，他卻緊握住幺爸的手不放，說：“我的兒子終于來看我了。”那時我很內疚，也更明白了：無論多么堅強的人，都是需要親情溫暖的。

　　他還是走了。他以前每年都會帶我回到曾祖母的墓地掃墓。在他病中也沒忘記讓我代他回去。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因為，他的大手，牽著我的小手，牽了很多年，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在他臂彎里睡著了，他寧愿自己手被壓麻了也不吵醒我。謝謝那雙給我遮風擋雨和細心培育的手，“相見不恨晚”，我珍惜和他這輩子做親人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