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鄭佩珊  發自上海

    現在距離劉瑩過世已經整整4個月了。今年4月21日，這位倫敦金融城中國區的負責人選擇在上海南京西路中信泰富廣場的地下車庫自縊，結束了她33歲的生命。

    劉瑩的職位，本該是無數白領羨慕的對象，她以這種極端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背后有著怎樣強烈的誘因？一名高級白領光鮮亮麗的套裝下面，掩藏著怎樣孤獨無助的心境？

    日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與倫敦金融城總部取得聯系，但其相關新聞發言人葛雷格表示對此事不予置評。劉瑩離世后，倫敦金融城僅表態給予3萬多元撫恤金，劉瑩的父母拒絕了。此外，他們還沒有得到對方的任何幫助。

    雙方多次交涉未果，劉瑩父母最終選擇了法律渠道解決女兒的賠償問題。劉瑩父母的代理律師劉春雷向記者透露，近期將赴英國對倫敦金融城提起訴訟。

劉瑩生前最后18分鐘

    4月21日這天，劉瑩穿了一件灰色風衣出門，她特意告訴父母要去采購一些日用品。在倫敦從事風險投資的英國男友過些天會來上海看她，兩個人計劃去西安旅行。

    下午5點30分左右，劉父打通劉瑩的電話，希望陪女兒一起逛街，劉瑩對父親說：“手里的事情還沒有處理完，你們先逛一逛。”

    這是老人最后一次與女兒通話。當晚8點左右，母親的電話突然響起，是一個陌生的號碼。“對方說是靜安區公安分局，希望我們能去一趟。”一個足以毀了一個家庭的噩耗正等著兩位老人——劉瑩自殺了！

    通過錄像回放，事件的另一面開始顯現。當天下午5點半，劉瑩掛斷父親的電話之后，出現在大廈地下三層的車庫里，時間是5點37分，并不是下班時間。

    “錄像里，劉瑩一直拿著手機在發短信。”劉父回憶，劉瑩在車庫里來回徘徊，不停地按著手機，18分鐘之后，劉瑩走進了車庫的消防通道，從鏡頭里消失了。

    她用灰色風衣的腰帶系在離地約1.9米的自來水管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人們在劉瑩辦公桌上發現一個信封，里面有兩張A4紙，一張寫著劉瑩的工資卡號及密碼，另外一張是其出租房屋的協議。信封外面只有“給父母”三個字。

死因溯源：翻譯人員還是總負責人？

    要挖掘劉瑩的自殺原因，得回到她原本的生活軌跡。

    2001年從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之后，劉瑩進入匯豐銀行總部負責信貸工作，一年后順利進入英國駐中國領事館工作。2006年，與美國華爾街齊名的英國倫敦金融城決定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劉瑩成為該機構在中國的第一名員工。

    據父母回憶，劉瑩的上班時間總是很長，早晨七八點離開家，往往晚上七八點才能到家。由于英國總部與上海辦事處有8個小時的時差，劉瑩經常繼續在家加班。

    劉瑩堅持了5年這樣的生活。直到今年4月10日，劉瑩的生活出現了無法愈合的裂痕，成為這場悲劇的導火索。

    4月9日，英國倫敦金融城市長夫人芭芭拉·貝爾組織的“河流都市音樂會”舉行，該音樂會是倫敦金融城市長在滬訪問期間，英國康橋藝術基金的藝術家的一場舞臺表演。據劉母回憶，作為倫敦金融城中國區的負責人，劉瑩參與了這個活動。她曾告訴母親，這個晚會是慈善義演，所以門票應該是免費的，于是她將40張晚會門票贈給在中國長期來往的客戶。

    4月10日，劉瑩陪同倫敦金融城市長邁克·貝爾在杭州訪問期間，對方當眾嚴厲批評了劉瑩的送票行為，據劉瑩及親友描述，邁克·貝爾認為，音樂會的門票需要花錢購買，意指劉瑩假公濟私。

    邁克·貝爾的批評，顯然對劉瑩打擊不小。“當天她就打電話給我說，‘我闖大禍了，這次損失會導致金融城市長夫人私人利益受損，最終需要市長夫人自行買單，我可能要被開除了’。”劉母回憶，女兒每次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情緒總是很激動，捶胸頓足地大哭。

    當晚劉瑩就沒有入眠，此后很長時間，她一直處于失眠狀態。

    據上海第六人民醫院給劉瑩看診的醫生回憶，劉瑩當時的狀態是“目光呆滯，精神很差，反應遲鈍，詞不達意”。雖然沒有物理上的病癥，但是建議她去看精神科醫生。

    事實上，朋友們眼中“陽光、積極、善良”的劉瑩2006年從加入倫敦金融城上海辦事處以來，就開始服用“百憂解”等抗抑郁藥物。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的趙醫生說，到2009年下半年，因服用此類藥物時間過長出現副作用，劉瑩被要求停止服藥。

    然而，長期無法保證休息讓劉瑩的身體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狀態，2010年遭遇一次車禍之后，劉瑩被檢測出患有腦震蕩，醫生要求她休息10天，但她仍然轉天就奔赴單位。

    根據官網信息，倫敦金融城不僅是英國及倫敦市的  “經濟心臟”，也是世界金融、商業和經濟中心。倫敦金融城政府的職能，就是推廣金融城及城內的企業，主要業務是推廣和支持整個英國的金融服務業。金融城的市長，也是倫敦金融城政府的領導人，代表英國政府向世界宣傳英國的金融服務并接待來訪的各國政要。

    劉瑩頭頂著倫敦金融城中國區負責人以及上海首席代表的  “光環”，手下卻僅有一名助理。這兩人組成了位于中信泰富廣場的倫敦金融城上海辦事處，但事無巨細，都需劉瑩經手，目前負責該案的魯志昆律師說，“她每天至少要用英文回復幾十封郵件。”除了上海的業務，劉瑩還要攬括北京、深圳以及成都等地的業務，“全國各地飛來飛去是經常的，”劉父回憶。除此之外，她還需要經常飛往倫敦總部匯報工作，往往飛回中國以后，時差還沒倒過來，就又要開始工作。

    除此之外，劉瑩的工作中還包括陪同英國和國內政府官員，以及各大金融機構的重要人物。

    劉瑩的工資是每月2.7萬元，由于她與倫敦金融城的勞動合同是通過外服公司來簽訂的，劉瑩每個月還需支付給外服公司5000元服務費。但是，劉瑩離去后，直到現在劉瑩父母也沒弄清楚女兒簽的是哪家外服公司，金融城方面也拒絕透露任何相關信息。

    “從我們掌握的證據來看，劉瑩在倫敦金融城中間充當的角色，更像是一個翻譯、陪同（人員），而不是中國區總負責人。”負責該案調查的魯志昆律師對記者說。

身后事：倫敦金融城欲撇清關系

    劉瑩辭世之后，倫敦金融城方面一開始派遣負責北京業務的代表參加追悼會，由于該代表當時職位低于劉瑩，劉瑩親友對此一致反對。此后，經雙方協商，金融城方面最終派遣其國際事物總監申思特到上海進行吊唁，劉瑩的追悼會也因此拖到4月28號才舉行。

    申思特同時向劉瑩父母提供了來自于金融城方面的撫恤方案——支付一次性喪葬補助金33713元人民幣，并對于家屬提供29.7萬元人民幣的生活補助，而且，申思特表示，后一項補助需要劉瑩父母在6月28日前給予書面回復，否則自動失效。

    “我們連劉瑩辭世事情的始末都沒有弄清楚，怎么可能去簽這個協議？”劉父說。截至目前，金融城方面始終未表示會對劉瑩的自殺進行配合調查。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劉瑩父母處獲得的一封來自于金融城代理律師的回函顯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劉瑩的自殺是與工作相關的死亡，也沒有證據證明倫敦金融城對于此事有任何責任。”

    “劉瑩的非正常死亡可以適用英格蘭法律，”劉瑩父母的代理律師劉春雷指出，劉瑩為英國倫敦金融城的員工，應當以英國法律處理該案。

    然而，金融城的律師函中指出，劉瑩是上海外服根據中國法律聘請的員工并派遣至倫敦金融城擔任首席代表，所以此次糾紛并不適用于英格蘭及威爾士法律。

    “以英國的雇主理論來看，可以通過合同條款，雇主對于雇員控制的程度，雇主提供工作的義務以及假日工資、病假、通知、費用和支出等十二項標準，采用復合標準來衡量和判定此案。”劉春雷補充道。

    如今看來，是否適用英格蘭法律，將決定對于劉瑩事件的賠償金額。劉春雷說，如果以中國國內法律賠償制度來判，劉瑩父母將得不到任何賠償；但依照英國法律制度賠償，此類相關案件最高的賠償金額曾達到上千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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