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莉莉/文

　　農村學生考進知名院校的比例越來越少，農村孩子在京城的學校被拆了，農村孩子的零食是一些廠家“特供”的“不合格產品”。那些不合格的零食充斥著農村孩子五彩斑斕、健康快樂的童年，但它們依然被當作生活條件好的標志。農村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最終有一天，他們涌入城市，無論是讀書還是做工，他們成為一個社會現象，繼而這個社會現象又被很多人討論，成為話題，他們為了一杯咖啡要比其他同齡人多奮斗很多年，關鍵是奮斗的前景是不可測的。

　　一、

　　他們從車廂深處走過來，懶散在座位上的乘客要么戴著耳機，要么閉目養神，從他們身邊經過時，那位年長的男人時而點頭示意，時而徑直走過，走過我跟前的時候，他們開始放松，逐漸嬉戲起來。

　　他們是一對父子，一對流竄在車廂里時而會被廣而告之要驅逐的乞丐父子。兒子大概5－6歲，父親顯然很蒼老，與人們想象中5－6歲孩子的父親不一樣。兒子胸前掛著一個硬硬的紙板，上面寫著“雙目失明……”父親的衣服很舊，兒子的衣服也有漏洞，但都不臟。

　　他們有控制地放松，父親雙手舉起兒子，舉在胸前，一臉慈愛，兒子發出陣陣笑聲。時間很短，對于很多父子來說再正常不過的親密瞬間，父親好像覺得此時此景不太合適，于是停下，把兒子放下來，開始整理心情，準備從頭開始再開始，乞討。

　　西直門開往西二旗的城鐵上，我坐在城鐵最開始的車廂最靠前的位置。那里，如果沒有人擋住視線，如果我愿意再站起來，可以看到駕駛室里的駕駛員，以前他們面前的屏幕，還有那似乎無限長，看不到終點的軌道。

　　他們再次從我身邊走過，要從車頭走向車廂深處，從一個有律師事務所標記的信封里，我找了零錢，遞給小男孩，他的眼睛看不到，他沒有任何接錢的意識，經過父親的指引，他的那只小手終于捏到了我遞過去的錢。父親教他說，“姐姐”，他說“錢錢”，父親又教他說“謝謝”，我聽到的依稀還是“錢錢”。

　　父親一直是笑的，他沒有像很多人那樣，讓孩子給任何一個陌生的乘客磕頭作揖，他把他一直攬在腿跟前，兒子一直貼著他的腿，在他的兩手扶持之下行走，他們沒有擴音器，沒有歌聲，他會一直用眼睛望著你，他的眼神，讓你對他產生尊重，他似乎想告訴人們的是，是他在接受你們的錢，而不是他的兒子。他們臉上沒有任何的悲苦，兒子輕輕地笑，發出兒童特有的嗲嗲的聲音，父親亦是殷殷笑意時時攬兒入懷。

　　他注意到了我的信封，問我“你是律師？”我愣了一下，說“不是”。他有點不相信，再問“不是？”我點點頭，肯定地說“不是”，然后轉過頭去。

　　在我的想象里，他可能一直在打官司，可能一直在尋找律師，他認為萍水相逢的陌生乘客會是他苦苦尋找的律師，他認為律師肯定是可以幫他忙的，律師就是正義或者勝利的化身。朋友質疑他們的父子關系，我認為“肯定是”，為什么？只因“慈愛是裝不出來的”。

　　他充滿希望地問，那個陌生的乘客心虛地回避了。

　　二、

　　劉明，蘇北籍男孩，90后。他是他們家里的老二，他上面還有一個姐姐。如果某個環節不出問題的話，他和他的父母對于他這一代人希望的數量可能僅此而已，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當劉明12歲左右，他的姐姐（1987年出生）14歲左右的時候，他的母親在做過絕育手術多年以后，有一天發現一貫正常的生理期出現問題，她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可能是有點小問題，沒想著馬上去看，農村人皮實”，待幾個月以后，檢查說：懷孕了。

　　在農村，當第一個孩子和第二個孩子都十幾歲，當自己已經做了絕育手術多年的情況下，她竟然懷孕了。她要面臨的是要么舍棄這個生命，要么是巨額罰款。

　　最終的協商是將兩個正在上學的孩子留在老家繼續讀書，她和她的老公帶著行李來到北京謀生，因為“尊重生命”，同時“懷孕也不是我的錯，我早已響應政策做了絕育手術”。在北京昌平的一個角落里，他們找到一個偏僻的村落，那里有一處搭起來的簡易的房子。他們尋到了老鄉，因為知道“城里人喜歡吃鹵水豆腐”而做起了豆腐生意，他們生下了那個很意外的孩子，并且在沒有措施的情況下，又有一個又一個意外誕生。

　　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劉明的父母回到原籍把后來意外而生的三個孩子的戶口，在花了小部分錢以后“全額報上”，由此，三個意外而來的孩子不再是“黑戶”。此時，兩個在家里讀書的孩子，在姐姐讀完高中，劉明讀完初中以后，最終沒有再讀書，他們隨父母來到北京，青春的空間發生了質的變化，只是“那個北京的農村還不是我們老家的農村”。

　　幾個不再是“黑戶”的孩子開始在北京讀書，那種很簡易的學校。那些學校的師資來自于來北京闖蕩的年輕人或者是在地方有過教學經驗的人，有的老師有資質，有的沒有，“他們很認真”，“正規的學校我們進不去，主要是費用太高”在有鹵水豆腐生意的情況之下，他們開了一家水果店，女兒在一家公司做文秘，兒子則主要經營水果店，因為兒子已近結婚的年齡，“去年回家重新翻蓋了房子，兩層樓房，30多萬”老劉說。

　　輾轉幾年，后來的兩個男孩一個女孩，三個孩子開始在北京讀書。只是有一天，他們的學校被拆了，拆得很突然，老劉和他的孩子一時都慌了。

　　這些年來，老劉說，孩子的教育是他們心頭最大的糾結，如果再堅持找學校讓孩子在北京讀書，在現有教育體制和考試對于戶籍制度限制的情況下，將來孩子們還要回到原戶籍去參加一系列關乎命運的考試，那種競爭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將孩子送回老家讀書，離家多年，老家沒有他們可以支撐孩子更多未來的工作可以做，如果大人依然選擇北京，那么，他們的孩子，即成了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又是另外一個沉重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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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們依然對教育保持著那種神秘的敬仰，他們不會說知識改變命運，他們還是認為上大學，即跳了龍門。

　　并不是每個農村出來的農民家的大學生最終會功成名就，并善于抓住身邊的每一個機會。也并不是每個農村出來的大學生奮斗多年以后，最終能夠坦然地喝著咖啡。最終，他們也只能是蕓蕓眾生中最普通的那一個，是某個大機器里的螺絲釘，他無力統攬全局，也不能改變周邊人的命運，他只能嘆氣一聲，然后，轉身。

　　周輝是其中之一。

　　周輝，高中時代的佼佼者，他是班里穩定的第一名，校里的前三名，以及市（縣級市）里的前五名，他所在的那個省一直是聲名在外的高考成績優秀的省份，出秀才，出狀元，很久以前的歷史給他的家鄉帶來了流傳后世的優美的聲譽。幾代為農的家族寄希望于他，認為他必是知名院校的苗子，經常有老師專門到他家對其家人表示，“那是很正常的路子”，那條路，指的是知名院校，薪水高的工作，美好的未來，這個美好沒有任何債務負擔。

　　2003年，他入讀皖北某院校，人力資源專業，一所很多人不知道的學校，他的父親在他高三最關鍵的時間患病離世，留下巨額債務，以及“對他一輩子的影響”，有人認為，種種原因之下，他最終沒有達到別人預想中的高中。

　　他做過促銷員，做過家教，與男同學交知心朋友，與女同學談戀愛，他度過了一個清貧、勞碌也算豐富多彩的大學時代生活，在他清貧而勞碌大學生活的背后，他的妹妹、他的哥哥在沿海一帶打工，妹妹因此不敢經常換工作，為的是給哥哥“有錢寄”，哥哥已婚，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最終能供給弟弟的很少，除了哥哥和妹妹的辛勞以外，周輝一直在貸款。

　　2007年，他畢業。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他憑著人力資源專業被某知名企業優先錄取，最終因為“看不慣太多的東西”憤然辭職。幾年后的今天，偶爾回顧幾年來的職場生涯，他在想一個問題，如果他的周邊，他的親戚朋友，有能幫他指引一條路的人，會告訴他說“你再換一家企業可能也會有此問題”，他想他是不是就不會換工作了？那么他這么幾年是不是就不會這么奔波了？他說他孤立無援，只能靠自己的摸索，一步一步去走，他說他身邊沒有一個可以相互支撐的系統。

　　畢業這幾年，與更多他這個年代的大學生不一樣的是，他結了婚，有了孩子，“老婆沒有工作，負責帶孩子在老家”。曾幾何時，他是家族里的驕傲，現在，他和他們村上那些沒有讀書的同齡人一樣，“差不多的生活模式”，獨自外面打工，老婆帶孩子在農村，而農村因為他讀書把戶口由農業轉為非農，從而沒有土地。他一個月5000元左右的薪水，承載了他的生活費，寄往老家的生活費，以及“還要存為了還貸款的錢”，周輝的助學貸款中還有1萬多塊錢沒還清，此貸款一催再催，此前一筆，“是哥哥借其他親戚的錢還的”。他說，從他當前收入的情況來看，他的收入往往不如與他同齡那些同學當農民工的收入，“他們一天150塊錢左右，是在吃住解決的情況以后”。

　　有經濟學家說現在是“農民工緊缺，大學生泛濫”，周輝想不過來這個道理，為什么舉全家之力讀書以后，反而沒有農民工值錢了？

　　周輝叔叔家的孩子2011年高考，這一年，這個孩子也沒有理想中的高中，但是“即使考再低的分數，也會有錄取通知書寄回家，都是一些聽都沒聽過的學校”，周輝對弟弟的想法是，不一定非得上大學。而兩歲即沒有了父親的叔叔家的弟弟，“被其母親要求復讀，還是希望能通過上大學來改變命運”，周輝說“我們很多人的命運豈是說改變就能改變的？如果不考進名牌學校，上了大學又有什么用？”

　　周輝說他曾經想著有一天，回到家鄉，他說，但是，現有的社會價值體系里，人們不會接受一個農民的兒子受過高等教育以后再回來做農民。他開始困惑，困惑他曾經的大學生活和他孩子的將來。

　　四、

　　也有人擁有春天。

　　比周輝大兩歲的同村人入讀西安交大，這個名校給他帶來的未來是周輝所不能奢望的，據說是同時被沈陽和北京兩家科研所錄取，最終因為擔心“北京的競爭壓力太大，不喜歡，也害怕”而選擇了沈陽。只是幾年后他棄沈陽而北京，只是這時的北京已經與當初想接納他的時候不一樣了，“攢了一百萬塊錢準備買房子，后來發現北京的房價太貴了，一百萬還不夠好房子的首付”，據說“他一生氣就不買了”。

　　另外一個就讀南京中醫藥大學，學的是經濟管理，做的是銷售，醫藥代表的傳說在他身上演繹，交的女友來自演藝圈，也有城市里殷實家族的女兒，被城市里賦以“鳳凰男”的稱呼，只是，他還不只是他自己，他還有他在農村的父母和其他親人。

　　他們而立以后未婚，他們工作在大城市，他們戶口在老家，或者是與父母一個戶籍，或者是放在某人才交流中心，因為并不是每個人都能碰到一個以戶口來接納他為那個城市人的工作。待他們想真正在那個城市立足，當他考慮到他未來婚姻的質量，生活的質量，以及未來孩子的教育問題時，他們還要有一個門檻，戶口問題的解決。

　　我泱泱大國的首都，外地戶籍的學生巨額學費或者贊助費以后，有在北京接受“非突然拆遷范圍”內學校的教育機會，但是他們在離知名學府最近的北京接受教育，最終要回到老家那個對他們來說陌生的環境去參加高考。此時，在城市里面做著高薪工作，村里還在流傳著當年他們如何高中的輝煌傳說時，他們的子女會與在那些農民工的子女一樣，一起從繁華的都市回到落寞的農村，那些孩子面對著似乎一樣但又不一樣的未來。

　　于是，有人抗議，有人呼吁，有人曲線通之，有人高價買相關的證件等，暗流涌動，更多黑色、灰色產業鏈由此而生，制度和強權開始介入，又是一個不知道是什么的循環場。

　　由此，知名女人楊二車娜姆在她很年輕很勇敢很驕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敲了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家門，說“我要在北京唱歌，我要擁有北京戶口”由此戶口得以解決的傳說，只能在口口相傳中，或者更傳奇了當時的色彩，或者失去了可能有的純真。同時，作為另一知名人士，王功權，他的私奔也讓越來越多的人們隱約看到這個男人私奔背后的非情感因素的煞費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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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人說徐靜蕾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是她最好的代表作，翻出來看看。結束后，兩個印象最深的地方，一是那個剛進入青澀少女時代有著大大眼睛的女孩，最終被從眼睛看不到任何波瀾的徐靜蕾代替了，即使被喜歡多年的男人姜文從慌亂的街道游行中拉到逼仄的樓梯口，依然看不到眼睛里能有任何的光芒和色彩透射出來。另一是，為了讓與那個男人的孩子有更好的生長環境，她開始成為交際花，一次她和孩子以及那個交際中的男人黃覺坐車外出，一幫窮人乞丐孩子圍上來，向他們伸出雙手說“太太，給點錢吧”，未經世事的小男孩問“媽媽，能把我的零花錢給他們嗎？”徐靜蕾說，“給不過來的，孩子”。

　　人們接受系統的教育，教育讓我們要助人為樂，讓我們要像雷鋒一樣做好事不留名，要像鐵人王進喜一樣工作努力、廢寢忘食，要像很多很多被宣傳出來的楷模人物那樣為“四個現代化的建設而努力”，那些教育帶給我們每個人的是，碰到比自己弱勢的群體，如果不伸出援助之手，必生罪惡或者自責感，朋友問，“依然有越來越多的弱勢群體需要救助，扶弱，或者讓弱者越來越少的職責本為政府理應之事，他們通過一種方式，轉嫁到我們個人的身上，個人如何能承擔政府的職責？長此以往，將來的社會，真會如他們說的團結、友愛、互助、和諧共處嗎？”

　　開始逐漸明白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對于宗教的信仰，因為它們似乎能幫我們闡釋很多我們永遠無法解釋的事，由此，我們也能恪守住無法堅持下去的信念。就如同“老人的話”，“老人的話是最要聽的，可惜人們經常要過很久以后，才會明白他們的話是非常對的”。

　　那個長相帥帥的流浪歌手開始唱歌了，閉著眼睛，彈著吉它，表情陶醉，聲音磁性且有穿透力，他把頭昂起來，他喊著“我想知道天空為何是藍色的”，旁邊的農民工忍不住笑了起來，感到奇怪地喃喃自語“想知道天空為什么是藍色的？”……

　　這是一個偉大的秀場，每個人都在這個舞臺上表演他要表演的！噓，別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