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前期，美國經濟結束了60年代的“黃金十年”，隨后的70年代中后期與80年年代初期，美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滯漲。面對經濟困局與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1981年上任剛3個月的美國總統里根向國會提交了《經濟復興計劃》，即著名的“里根經濟新政”。“里根新政”的核心是“緊縮貨幣、寬松財政”，具體舉措為大幅減稅、刺激內需、增加政府投資維持基本增長、發展信用金融、鼓勵風險投資、大力發展計算機經濟與高科技。

回顧1981年的“里根新政”與2011年開始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兩者之前的經濟驅動結構與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以及“里根新政”與中國實施經濟結構轉型所采取系列措施異曲同工。“里根新政”的具體舉措有：先緊縮、后穩定貨幣供應與實行寬松的財政、大幅減稅、刺激內需、大力發展服務業、增加政府投資(大幅增加軍費開支)、保障民權、發展信用金融、采取強勢美元政策、鼓勵風險投資、大力發展計算機經濟與高科技；中國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已有的具體舉措是：先緊縮、后穩定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稅制改革進行結構性降稅、刺激內需、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推動保障房與水利等基本建設、保障民生、規范民間金融與增強金融創新、“有管理匯率制度”下的人民幣升值、大力發展中小板與創業板與風險投資迅速發展、七大新興產業。

“里根新政”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以及股市趨勢帶來諸多啟示。

一、“里根新政”推動美國經濟結構轉型用了十年的時間。但中國有著更大的內需市場，更主要的是，科學技術進步與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信息傳播、生產效率、決策效率得到了幾何級提高，因此，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周期對比“里根新政”會大幅度縮短。

二、隨著中國經濟結構不斷轉型，“中國需求”對大宗商品價格的驅動力將會持續減弱，通過反饋作用進而會降低中國自身的通脹壓力。對照“里根經濟新政”后第三年美國CPI開始顯性下降并維持較低水平，中國的通脹壓力會從2014年開始回落到1-3%的理想區間。

三、“里根新政”時期緊貨幣、寬財政的舉措與現階段中國經濟調結構的政策手段相似，美國當時寬財政的一大舉措是持續、大規模發行國債。同樣從2012年開始，中國也已經開始擴大國債、地方債、企業債的發債規模，中國的債券市場將進入一個大發展周期。

四、在經濟結構轉型期，固定資產投資以及中上游制造業等傳統優勢產業的景氣度會持續下降，最終會出現產能收縮、產能集中度提高、大量中小企業退出的狀況。在股市中，符合此類行業屬性的公司將被長期看淡，估值中樞持續下移。

五、“里根新政”初期，在大力發展服務業背景下，美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從1972年的28%提高到了1984年的33%。基于中國有更大的內需服務市場，未來十年內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有望提升到45%左右。在股市的投資方向上，選擇服務業比選擇制造業和新興產業更靠譜。

六、2007年之前，A股行情反映的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演繹的是過去30年經濟的驅動模式。經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切換”、2009-2010年的過渡后，2011年開始的A股也進入了一個結構轉型、要素資源重新配置的“調整期”。“里根新政”時期的美國股市迷失了整整十年，A股的“調整期”應該不需要十年，但在經濟結構轉型背景下的A股“調整期”，2009年之前那種傳統的股市投研邏輯會被逐步淘汰。

七、在“里根新政”時代，美國證券化率從50%提高至100%用了15年時間，道瓊斯指數從600點漲到1200點也用了10年的時間，雖然A股指數“倍增”不會需要十年，但從證券化率來考量，A股在經濟結構轉型期內的相當長時間內還難以突破6000點(6124點時按2007年GDP總量計算證券化率已經達到過105%)。參照“里根新政”時期美股的表現，以2007年上證綜指6124點和2008年1664點為“切換點”，“低點逐高、高點難破”可能是A股若干年內的主旋律，即A股已進入“超級慢牛期”。

八、進入經濟調結構周期后，傳統產業的景氣度日漸趨弱，傳統產業中選擇優勢公司并長期持有的價值投資理念將受到嚴峻挑戰。

綜上，我們判斷A股已經進入“超級慢牛期”，以往那種漲跌皆“大呼隆”的行情已經很難再出現，波動溫和與交易量溫和將成為市場的新常態。同時，隨著投資專業化、風格化的不斷加強，盈利難度不斷增加，投資者的盈利目標與市場換手率將不斷收斂。隨著傳統投資邏輯被逐漸顛覆，市場會陷入較長時間的“邏輯迷失”期，防御性策略、“薄利多贏”策略將成為此期間市場的主流策略。更多追求事件性交易機會、主題性交易機會、錯殺性交易機會，以及更注重量化投資與短周期交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