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消費者發現把工業皮革制品吃進嘴里時，信用危機再次席卷而來。

普遍的食品危機，荼毒了經濟、文化、監管部門各個領域，造成的結果是社會普遍的不信任，交易成本再次上升。假以時日，中國的交易成本將雄冠全球，徹底抵消工人辛辛苦苦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增加的生產效率。制度失控，造假泛濫，不是“血汗工廠”可以挽回的。

救命藥變成致毒劑，“毒膠囊”事件的嚴重性，可與三聚氰胺事件“媲美”。如果這一事件不清不楚不解決，那么國內的消費者就會對所有含明膠的產品信心大打折扣，對于中國制造無疑是雪上加霜。不僅資金因為缺乏產權保護或者原罪而外流，連消費者也會外流，靠提高關稅逼回消費者無異于緣木求魚。

制假制劣讓中國制造不斷受羞辱，保護造假就是剝奪國民尊嚴與基本的消費權利。假冒偽劣產品造成兩大惡果：一是中國產品信用折價，只要是中國制造就有假冒偽劣風險，就是低價貨的代名詞，在這樣的環境下，誠信與高端制造企業不可能有成長空間；二是陷入拼成本的低質競爭循環，如果企業造假甚至使用有毒原材料無法受到嚴懲，相當于把刀直接架在了守法企業的脖子上，不造假產品價格上升，直接失去了生存的空間，遑論發展壯大。

一味拼成本、拼關系的劣質競爭循環，加上無所作為的監管機構，使中國制造升級乏力。在“毒膠囊”事件中，螺旋式的“拼劣競次”顯露無遺。媒體披露，食用明膠價格最低是工業明膠的2倍以上，藥用明膠價格則是3.5倍以上，巨大價差，讓明膠產業鏈上的不法企業得以逐利。3倍左右的成本差異是利潤率在8%以內的企業不可承受之重。造假者的低劣貨橫行，誠信者失去了最后一絲生存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縱容造假等于扼殺中國經濟的未來。

產品質量低劣，與錯誤的發展經濟意識密切相關。在產能不足的中低端制造業階段，保護企業就能保護產量，有了產量就有原始積累，有了原始積累企業才能發展壯大。這一低端制造模式迄今未能改變。

不難理解，在經濟發展初期，政策向企業而不是消費者傾斜，我們沒有汽車召回制度，涉足三聚氰胺的企業沒有受到窮盡性追究。一些人有可能相信，捂住造假的蓋子，是建立市場質量信心之源，只要不報道、不擴散，問題似乎就得到了解決。恰恰相反，在信息社會，捂住造假的蓋子直接后果是，消費者將質疑大部分產品質量都不可靠，對中國制造進行整體折價處理。我們是要建立自己有信用的百年老店？還是徹底損害中國本土百年老店的根基？要改變中國制造等于中國折價的困境，關鍵問題是政策的重心轉到保護消費者身上來。

其次，企業視消費者如無物，不能忽視的是中間成本過高，行政指導價格盛行，前者是尋租與定價摩擦費用，后者是無力扭轉體制下的政府強行定價機制，進一步惡化了形勢。

還是以醫藥價格為例。2010年6月9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藥品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規定列入國家基本醫保藥品目錄的藥品以及具有壟斷性生產、經營特征的藥品，實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其他藥品實行市場調節價。對專利藥品和按照專利藥品對待的藥品，以3年為周期進行調整，下調幅度一般不低于6％；保護期結束后，政府指導價下調幅度一般不低于15％。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這是發改委用行政定價應對“天價蘆筍片”事件（蘆筍片15元的出廠價，到患者手中的價格是213元），是呵護民生的表現。

還利于民是好事，但用政府指導價呵護民生南轅北轍。政府指導價不可能控制住尋租源頭，反而增加了尋租成本。業內人士透露，目前處方藥銷售過程中，單是在醫院環節中占到的費用 （即醫院各科室的回扣和利益分配）就達零售價的50%左右，已經超過了該辦法附錄中設定的從出廠到銷售給醫療機構的最高流通差價率。

尋租人員過多，產品定價不準確，解決之路是讓尋租潛規則成為公開規則，通過醫療行業的競爭，而非政府指導價，價格將走上市場定價的軌道。

中國制造不應該成造假的代名詞。當人們相信，在中國造假會付出慘重的代價、價格由市場決定、尋租空間正在變小、民眾有信仰可以依托、學生的教科書沒有謊言，造假泛濫才能逐步終結。

造假要付出代價，無論是知名企業，還是村鎮的小微企業。今天造假者不哭，明天哭的就是中國制造。不要絕望，中國正在恢復信用的過程中，雖然這一過程十分艱難而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