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玥

“毒膠囊”的出現并非一朝一夕。而我國在食品藥品安全方面，是建立有一套系統的法律法規的。如《食品安全法》《藥品管理法》《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刑法》等，在各個環節對食品藥品安全進行法律規制。

問題在于這些法律法規看似健全，但原則性的泛泛規定較多，具有可實施操作層面的細節性規范較少，尤其是民事懲罰力度太小。例如，行政性的處罰，往往蜻蜓點水，罰起來不痛不癢，和非法生產經營者的非法所得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在民事懲罰性賠償方面，我們尚無實踐先例；召回措施更是雷聲大雨點小，象征性地表示表示，渾水摸魚地就過關了。

而在發達國家，食品藥品行業是被嚴格監控的重點行業，生產廠家一些細微的不當行為，都會帶來傷筋動骨的重罰。在美國，食品藥品領域出現安全責任事故，僅是民事責任就可能讓企業破產、企業主傾家蕩產。2007年11月，美國默沙東制藥公司為了平息鎮痛藥“萬絡”引發不良反應的集團訴訟，最終付出賠償金高達48.5億美元。在高額懲罰性賠償之下，經營者不得不兢兢業業，嚴把食品藥品質量關。而我們對于國內違法違紀企業責罰的過于輕柔，犯罪代價太低太小，須知法無力度則無威嚴。于是很多企業或違法分子為了暴利就會鋌而走險、不擇手段。

總體來看，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違反食品藥品安全責任追究制度的缺失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缺乏行之有效的召回制度。

盡管我國于2007年12月6日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務會審議通過了《藥品召回管理辦法》，并于當月10日起施行。但是，該制度由于懲處力度過于疲弱，一些比較低的罰金數額在3萬元以下，高的也不過是藥品貨值的3倍，只有特別嚴重情形下方可吊銷《藥品生產許可證》。在這種懲罰力度下，估計99%以上的藥品企業都是選擇能拖即拖、能遮即遮，不到民憤極大基本不會召回。即便是最嚴重的吊銷藥企的《藥品生產許可證》，由于懲罰未傷其筋骨，未動其根本，藥企的資本實力仍然強大，通過資本運作或其他方式，被吊銷生產許可證的企業仍然會有很大的生存空間。同時，對于藥品召回后的處理，尤其是對使用該藥品的消費者的后續賠償責任，在這個召回制度中更是未予提及。所以，不能指望這樣一部《藥品召回管理辦法》能起到制約藥企、安撫民生的作用。

因此，我國迫切需要修改《藥品召回管理辦法》，對主動召回的細節加以詳細規定，并大大提高懲罰力度，并加大責令召回的行政責任，從嚴管控，哪怕破產幾個違法企業，對于其他藥企能夠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規范其未來的行為，這也是民眾之福。

第二，缺乏有力度的懲罰性賠款制度和與之相配套的集團訴訟制度。

雖然我國《侵權責任法》規定了懲罰性賠償的原則性規定，但是，由于沒有配套的制度，尤其是沒有規定與之相配套的集團訴訟制度，因此這個懲罰性賠償制度基本上流于形式。國外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為其有配套的集團訴訟制度，集團訴訟制度的作用主要是強化了對弱勢消費者的保護。這個制度主要是為了適應現代社會解決具有群體性利益糾紛的案件，尤其是對處于弱勢群體的消費者實現救濟而發展起來的一種現代訴訟形式。

我國民法領域雖然也有共同訴訟制度，但是其和集團訴訟相比較，不管其提起的程序還是判決的結果，都是大相徑庭，對消費者或弱者的保護程度遠比不上集團訴訟。其訴訟結果最多只能對其代表的團體起作用，而無法及于那些未參與訴訟的主體。對于愈演愈烈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要想從根本上予以防范和杜絕，集團訴訟制度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也是最為緊迫的立法任務之一。

第三，缺乏明確可行的行政問責制度。

行政問責制度在我國也不算是新鮮事物，比如三鹿奶粉事件中，原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引咎辭職，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等被免職或降職。但是，總的來說，我國的行政問責缺乏系統的、規范性的制度規范，隨意性較大。導致出現責任后，責任主體不明朗，責任程度界定不清，問責力度薄弱、范圍狹窄，最終導致影響問責效果，很多時候只是走過場，沒有幾天就另有任命曲線重生。還是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去年11月，吳顯國列席河北黨代會，這被看做是復出的信號；算上之前復出的幾位石家莊正副市長，如原市長冀純堂出任河北省工信廳副廳長等，當初因三鹿事件被免職降職的官員已悉數復出。而引咎辭職的李長江，早已出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這些官員的復出，都引起了輿論的質疑。

再比如，白巖松在《新聞1+1》中連線采訪的河北省衡水市阜城縣宣傳部長、副縣長李華一，在2004年央視曝光阜城縣古城鎮工業明膠大量流入各種食品行業丑聞時，李華一正好是古城鎮的黨委書記。8年后，當阜城縣的工業明膠再次被曝光，李華一已經升任縣宣傳部長、副縣長。如果在彼時，李華一被嚴厲追究責任，現在他還能面對采訪借機表功嗎？工業明膠流入食品行業的丑聞還會在古城鎮發生嗎？

因此，健全相應的行政問責制度，強化官員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也是推動我國食品藥品安全化的重要途徑。（作者系北京市律師協會信息網絡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