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無論是千萬富翁還是赤手空拳的窮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冊處繳納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證，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開張；賺來的錢，大部分可以放進自己口袋里，因為除了16.5%的利得稅外，這里再沒有任何眼花繚亂的稅種。不擅應酬？這也并無大礙，與政府官員交往過密，反倒可能引來麻煩。 （6月25日《金陵晚報》）

以上這段文字描述的是香港地區的商業環境。似夢境，但卻是現實。香港之所以成長為 “亞洲四小龍”之一，是因為這塊土壤上適合創業、經商。這既與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更與香港的政治文明與商業生態息息相關。今天，我們不僅要紀念香港回歸15周年，更要把香港當成一面“鏡子”，來反思內地與香港兩種截然不同的商業環境。

無論是香港獲得的榮譽還是獲得的贊譽，都是對香港商業社會的肯定，沒有一個內地城市可以媲美。形成這樣一個商業社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權力的制約。譬如，注冊企業效率高，原因之一就是權力不亂作為；稅負輕稅種少，原因是不與民爭利；不用請官員吃飯，原因很簡單，是制度說了算而不是某些權力說了算。

恐怕很多人看了香港的經商環境后，都有一種去香港經商創業的念頭。但內地人都涌向承載力有限的香港去創業是不現實的，如何反思內地與香港商業環境的差距，如何縮小與香港的距離，才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如何打造內地的商業環境，香港是一個清晰的方向。我們不需要借鑒某些國際經驗，香港地區的經驗更適合內地發展。

譬如，這些年內地最突出的一種現象是“招商經濟”，即各地政府吸引投資去創業。然而，很少看到香港主動去各地拉投資，原因很簡單，內地重視吸引投資，而香港重視經商環境建設。這兩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吸引投資靠的是廉價的土地和優惠的稅收政策；而經商環境建設則是靠制度，靠行政效率，靠廉潔公正。也就是說，內地商業環境建設相比香港似乎還處于初級階段。

廣東省情調研中心2008年發布的 《廣東民營經濟發展態勢及問題分析報告》顯示，“44%的民營企業家反映自己經常忙于跟職能部門跑關系忙公關而耗費精力；高達60%的企業家曾因為有關職能部門效率低、辦事拖拉、程序繁雜而喪失發展新項目機遇……”很顯然，這與香港形成了明顯的反差，香港行政效率高，權力透明，不用企業家去公關，而內地企業家商業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會跟職能部門跑關系。

香港堅持“大市場、小政府”的方針，即市場問題主要由市場來解決，政府在市場中的權力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圍。這與內地也形成了反差。由于很多資源都由行政壟斷，政府的權力就被無限放大了。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風能、太陽能本屬于自然資源，但最近被黑龍江立法變成了“國有”。而有關方面一會兒以憲法為依據，但憲法并沒有明確規定；一會兒以國家安全為由，同樣理由不足。

在筆者看來，香港商業環境這面“鏡子”，不僅照出了權力對市場不恰當干預的丑陋——不符合基本商業法則，助長了權力的占有欲，導致市場不透明、不公平，還照出了內地商人、創業者的無奈，只能向權力部門跑關系，否則，很難獲得商業機會。從某種程度而言，內地的某些“市場”，是一些權力駕馭的市場；而香港市場則是“真市場”，是依靠制度建設和商業倫理形成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