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筆者粗略的檢索，宏觀調控“預調”之說，最早出現在去年10月。而有關宏觀調控政策要具有“前瞻性”的提法，出現得要更早些。

自2008年秋天雷曼兄弟破產導致世界性經濟金融危機以來，無論對于中國經濟，還是對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難度都在加大，一些政策實施后，并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因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密切，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益加大，這也導致外圍對中國經濟有了更多期待，我國自身從負責任的角度，也希望能做得更好。因此，在2008年底，我國出臺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實實在在拉動了世界經濟的復蘇。大約也就在此時，學界有意或無意間似乎想要以預調以及前瞻性的要求來改造或補充宏觀調控理論。

“預調”以及強調宏觀調控政策的“前瞻性”，頗有些中國特色，在筆者看來，與中醫強調的“治未病”似乎頗有些相似之處。“治未病”，是指采取預防或治療手段，防止疾病發生、發展的方法，是中醫藥學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當下國人越來越重視養生的時代背景下，治未病也被人解釋成養生之道，于未病時通過調理等中醫療法保持身體的健康，而到真正出現病變時，再治療則被視作為時已晚矣。無疑，治未病是中醫理論和實踐中的一種最高境界，是千百年以來中醫理論和實踐的智慧結晶。而西醫是沒有“治未病”一說的，也沒有類似的理念和理論。西醫對病癥的診斷，是建立在一系列生化和物理檢查指標上，如果這些指標沒有異常，就是沒病，醫生就不會給就診者開藥治療。

現代經濟的宏觀調控理論與實踐，追根溯源，來自于凱恩斯主義，已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像西醫一樣，宏觀調控理論并未有中醫“治未病”的實踐和理論，也就是沒有“預調”的概念，也鮮見強調宏觀政策手段的“前瞻性”。

宏觀調控是建立在各項經濟指標的“檢查”上的，當各種指標出現異常之時，首先要確定患了什么“病”，是經濟過熱還是過冷；然后再開出“藥方”，政府就動用“看得見的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力圖使經濟恢復到正常狀態。

因此，從宏觀調控的角度看，其實是很難做到“預調”和政策具有“前瞻性”的。當然，西醫最初傳到中國后，無論是中國大部分民眾還是中醫郎中，多數是排斥的。其實，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管理由完全照搬前蘇聯的計劃體制逐步走向采用一些市場經濟的手段時，多數人包括官員和原有體制下培養的經濟學者也都是持反對態度的。當然，隨著西醫逐步被民眾接受，以及當中醫漸漸認識到自身的缺陷或者不足的時候，西醫和中醫在中國開始并存，但幾乎沒有交叉，而是各自發展。后來，有人提出要中西醫結合，這種結合，不僅體現在教學的課程設置上，也體現在了醫院建設上，一些本來完全按西醫規范建立的醫院也開始開設中醫門診，而中醫院也引進了醫學院的畢業生，并開設西醫體系內的科室，一些中醫除了望聞問診等傳統的診斷手段外，也開始借助西醫的血液、尿液等生化檢測手段以及X光透視、心電圖、核磁等物理檢查手段來輔助診斷，甚至用一些西藥來治療。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西醫與中醫仍然涇渭分明，仍各自維持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治療手段。

宏觀調控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重要組成內容，隨著我國建設市場經濟體制，宏觀調控也越來越被國人認同，中央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和更多地使用，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基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思想，對于宏觀調控也增添了中國化的寄托，這就是“預調”和“前瞻性”。但實際上基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宏觀調控，就像西醫要依托生化和物理檢查結果一樣，宏觀調控的實施要依靠對主要經濟指標的判斷上，如果指標不出現異常，就無法開出“藥方”，也就是說，建筑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大廈上的宏觀調控無法未雨綢繆。

去年三季度末四季度初，我國經濟放緩跡象已然顯著，通脹也開始回落，世界經濟也出現明顯的二次探底走勢。我們對于信貸政策有所松動，但在政策組合上仍然強調通脹的上行壓力，宏觀政策上未有實質性放松。而無論是歐盟、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還是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都已開始采用降息等措施刺激經濟了。

由此，筆者以為，真要求得對經濟政策的“預調”，追求“前瞻性”，我們恐怕還得從另外的途徑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