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國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員）

在內外需疲軟態勢進一步顯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寄希望于靠投資驅動實現 “穩增長”的政策意愿愈加明顯。

經濟增速超預期回落使“穩增長”任務變得更加突出，而“穩增長”也被一些地方政府演繹成了“穩投資”，甚至是“拼投資”。近日，備受關注的長沙、貴州版經濟刺激計劃正是地方政府新一輪投資潮涌的縮影。

資金配置效益低亟待改善

“穩增長”之所以被演繹成“穩投資”，是因為它似乎確實具有立竿見影之效。這些年投資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占50.9%，2010年上升到69.3%；資本形成率2006年為41.8%，2010年上升到48.6%；從投資增長速度看，“十一五”期間投資年均實際增長21.9%，遠高于GDP年均11.2%的增速；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看，2006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3.9%，2010年達到54.0%。

根據世行測算，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9.8%的增長率，除了有2~4個百分點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外，其余6~8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幾乎都是來自投資的貢獻。1995~2010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9.92%；1995年~201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長11.23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0%。

可以說，在外需不振、消費乏力的情況下，投資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投資結構與投資效率較差。如果以ICOR（增量資本產出率=投資增加量／生產總值增加量之比）來衡量，我國的投資效率還是比較低的。盡管投入的資本越來越大，但資本的產出效率和投資效率卻越來越低。因此，為了獲得等值的經濟產出，所需投入的資本更多，中國對投資的依賴性也就更大。

但矛盾也隨之凸顯出來。一般而言，過剩的產能要靠“出口”和“消費”來消化和吸收，中國一直靠“出口”來消化過剩產能，然而，全球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打破了中國“大進大出”的經濟循環，“周期性和結構性”的疊加使產能過剩的產能找不到有效的“出口”。而另一方面，國內消費增長較為疲弱，如果缺乏消費的有力支撐，新增的投資產能就難以及時被市場消化，遞減的投資收益率已不能吸引和消化更多儲蓄來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大規模投資引致的結構性通脹將被產能過剩和庫存化所取代。

地方政府新一輪投資沖動還會進一步扭曲資金和資源的配置，并演變為債務和金融風險。上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留下的銀行債務、地方債務還沒有得到解決。金融危機期間，為刺激經濟而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規模大幅擴張，其中銀行業承擔了大部分融資責任。

預計新一輪地方政府投資規模將十分巨大，由于大量資金將被配置到效益較低的項目中，杠桿率高、現金流不足以及貸款集中度風險變得越發突出。如果地方政府繼續靠銀行輸血和地方舉債，那極有可能進一步惡化銀行和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增加經濟系統的脆弱性。

“彎道超車”也須擺脫舊軌道

“穩增長”絕不是“拼投資”。從此次長沙市拋出的8000億元投資計劃看，是其去年地區生產總值的1.47倍，而該市去年地方財政總收入只有668.11億元，這也就意味著，投資項目需要全市10多年的財政收入來沖抵。

其實，多年前中部一些地區就提出過“彎道超車”的發展戰略。從經濟發展周期理論看，危機期就是經濟“彎道”期，這一時期既是生產要素重新組合的關鍵期，也是實施后發趕超的重要機遇期，但問題的核心在于能否再靠走投資驅動的老路來實現“超車”？

穩增長與調結構并不相悖，從當前“穩增長”的政策思路上看，探討的都是總需求的概念，而從長期可持續增長的角度看，核心是內部總需求從何處產生。一直以來，我們都是從需求端（“三架馬車”）做文章，但是很少換一個思路，即考慮勞動、資本、技術及其生產效率的新組合。

地方政府新一輪投資沖動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正確區分“長痛”與“短痛”，在經濟增長引擎轉換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價。從提升路徑上看，中國未來必須提升資本形成過程中的宏觀投資效率，擺脫投資依賴型增長，必須通過技術進步、技術創新，以及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投資效率。事實上，只有擺脫投資驅動型增長的舊軌道，才可能真正實現“彎道超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