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魏玉卿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魏玉卿 發自北京

方正富邦在經歷總經理變動后，14日公告旗下創新動力基金增聘了一名基金經理，公告顯示，該基金經理曾任研究員、基金經理助理，顯然屬于“新手”上路；而國金通用在經歷總經理變動之后，終于推出了首只基金，雖然頭頂發起式的光環，但首任基金經理同樣也是由一位無實戰經驗的行業分析師擔綱。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基金公司高管的接連離職、上任，與核心投研人員的流失、增聘，這二者之間似乎有著某種聯系，“幫派”式流動在眾多中小基金公司中似乎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國金通用“中郵系”集體奔長安

今年7月離職的國金通用前總經理王文博曾任職廣州證券監管局、廣州證券，后加盟中郵基金，擔任副總經理，在2007年9月辭職后不久，便投入了國金通用的籌備工作，這也可能是中國基金業歷史上籌備期最長的公司，直到2011年11月公司才正式注冊成立。

在籌備期間，王文博招募了一批曾經有過共事經歷的來自中郵基金的同事加盟，先后有——中郵前投資研究部總經理吳富佳，在國金通用籌備期間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投研總監等職；國金通用基金公司籌備期任基金經理助理、風險管理部負責人雷宇及府春江；原中郵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王磊等。

顯然，從投研人員的構成看，國金通用在初期形成的是以原中郵系人員為核心的投研團隊。但在漫長的籌備期后，上述人員陸續離開，這些中郵人員基本都轉投長安基金，在長安基金形成新的“中郵系”。

對于王文博的離開，媒體曾做了報道。一位業內人士從內部角度這樣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道來，“在新產品即將發行之際，投研開始成為公司的工作重點，缺乏了原中郵系投研團隊的支撐，王文博的影響和作用就日漸走弱，其離開就是順理成章的選擇”。

從《每日經濟新聞》曾經報道的長安基金高管離職來看，原總經理曹陽之所以離職，除了基金發行困難的客觀原因，有基金人士告訴記者：“也與后期中郵系人員全面掌控了長安基金的投研部門有關。”

老“華夏人”再聚首

在中郵系人員紛紛離開后，另一個老“華夏系”似乎正在國金通用產生。

按照國金通用高管變更公告，接任總經理一職的是督察長尹慶軍，而接替尹慶軍新任督察長一職的是李修辭。從簡歷看，李修辭最開始起步于華夏證券，擔任分析師，隨后進入中國證監會，從今年2月正式加盟國金通用，任總經理助理兼戰略發展部總經理，后任督察長。

記者了解到，從當前基金業的情況看，一些基金公司的督察長在投研業務上有很大的話語權，對于公司投研業務的影響力很大。

某基金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解釋：“從基金業看，治理結構存在很大的缺陷。作為構成公司良好運轉的任何一個部門都很重要，但在不同基金內部形成了很多差異，如有的強調風控、有的重視投研。在很多基金公司，督察長的位置很尷尬，但在一些中小基金公司，督察長的地位很高，直接對投研業務發號施令。”

另一個“巧合”的情況是，益民基金的投資總監溫震宇兩個月前轉投國金通用基金，擔任投資總監。從簡歷看，溫震宇曾任職于華夏證券，擔任高級研究員，后在大成、泰達荷銀、工銀瑞信等基金公司擔任過基金經理。

記者注意到，當某基金公司的高管離職就任新的基金公司后，一般都樂于召集當年的老部下、老同事再次共事。一方面是當年形成的友誼，希望在新的平臺上更有收獲；另一方面則是對老同事的能力、為人更熟悉，有利于更及時地在新崗位上投入工作。

這樣的集體流動在中小基金公司中顯得尤為突出。據了解，如今年5月呂宜振卸任天弘基金投研總監，出任萬家基金副總經理，同時加盟萬家基金的就至少有三名原天弘基金的投研人員。

“幫派式”生存法則能否有效？

“這種情況確實是基金業的潛規則，在很多基金公司都存在。”上海某基金行業研究員如是說，“雖然我沒有做過全面統計，但行業的情況基本就是這樣。在就任新公司后，原來的老同事、老朋友就成為新崗位人選時的第一考慮。”

上海某基金公司的內部人士很直接的認為，這是當前基金市場存在的“亂象”：“當前很多基金公司被近乎幫派的形式所控制，很不利于基金業的正常發展。這需要引起監管機構的重視，畢竟基金業關乎到眾多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不應成為某些人拉幫結派的地方。”

另一基金人士則不同意上述意見：“不能根據集體轉投就簡單認為不利于行業的發展，應該是有利有弊。”對于投資者而言，無異于是關注對收益可能造成的波動會有哪些。從業績上看，以天弘基金為例，在“華夏系”進駐后，旗下7只基金（包含偏股型、債券型）從今年以來截至到7月，均取得了正收益。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觀察，無論基金業內部人士承不承認存在拉幫結派的現象，這種情況著實存在。當一個基金公司的團隊集體流失、新團隊“空降”后，原有的投研人員必然受到沖擊，也在短期內不利于公司的業務。原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也將面臨較大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