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有關生命安全的公共事件最近扎堆出現。造成3死5傷的哈爾濱貨車“側滑”事件還未啟動問責，延安又發生了36死3傷的重大交通事故，而且，滬蓉高速上發生追尾事故致4個家庭12人遇難。這些事件不僅喚起了公眾對生命的重新思考，也讓人不得不反思制度與監管。

然而，過去相關的反思、整頓似乎效果不太明顯，因而，不管是黑龍江省負責人稱 “橋梁側翻事故不允許隱瞞作假”，還是國務院調查組稱“對延安車禍要查清每一個環節、嚴肅追責”，或是陜西省負責人稱“一周后強制取締夜間‘紅眼客車’”，坦率地說，這些話所起的實際效果恐怕很難讓人信服。

以哈爾濱貨車 “側滑”事件為例，是否存在調查作假問題現在還看不出來，需要較長的時間來驗證。陜西強制取締“紅眼客車”相信短期內是有效的，但是否“好了傷疤忘了痛”，仍是一個問號。同樣，國務院調查組所說的“嚴肅追責”，究竟能否追究重要官員的責任，輕輕問責還是重重問責，似乎只能謹慎樂觀。

筆者并不是不相信有關方面的表態或承諾，而是因為過去各種表態和承諾很多，實踐證明所起的作用有限。所以，某些表態只能讓人半信半疑。更重要的是，各種表態是在用單味“藥”治療極其復雜的“病”，“藥效”自然讓人懷疑。按理說，對于每一起事件的調查處置，應打出“組合拳”。

顯而易見，即使徹底取締了“紅眼客車”，但白天仍然有可能發生類似事故，因為發生在延安的這起重大交通事故，不僅是“紅眼客車”的問題，還有臥鋪客車的問題；不僅是客車的問題，而且是危險品運輸車輛的問題。如果只是從“紅眼客車”入手，恐怕治理的效果很有限。

以雙層臥鋪客車為例，據說目前僅在中國存在，近17個月已致140人死亡，可見，這種客車可謂“公路殺手”。盡管這種車輛今年3月起被禁止生產銷售，但是完全退出市場最長還需要數年。再加上長途客運都是跨省跨地區的，只是一個地方禁止“紅眼客車”，效果不太樂觀。

盡管公眾也希望以嚴肅追責來遏制公共事件發生，但從近幾年的情況看，針對官員問責的效果不太理想。一方面，問責普遍太輕，很多問題官員被問責后很快復出，讓問責變成了走過場；另一方面，以往的問責沒有起到應有的警示教育的目的，問責一些問題官員后，還會出現不少類似的問題官員。

在筆者看來，為生命安全護航必須打出“組合拳”。比如，要想不讓哈爾濱貨車“側滑”事件調查作假，就不能是地方官員“自己調查自己”，而應該請司法機關、人大代表、媒體介入，才能避免調查作假。處置交通事故，不能只是“嚴肅問責”、只取締“紅眼客車”，還應該有更深入更全面的治理方案，要從根子上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