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葉檀

中國現在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轉型期都遭遇過。關鍵是，遭遇困境之后怎么辦？

一個上升的經濟體，打散壟斷，則經濟興；支持壟斷，則經濟衰。美國在1929年之后成功了，日本在二戰后成功了，而阿根廷失敗了，北非一度失敗了。后果如何，一目了然。

我們把日本經濟看成一帆風順的坦途，直到20世紀80年代出現匯率之爭，直到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在1980年以前，日本經歷了兩次關鍵的變革期。

二戰后在美國將軍麥克阿瑟主導下，日本以土地革命破除土地財閥。政府將194萬公頃地主的土地強制收購，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有的地方僅相當于一雙靴子或一袋煙錢），賣給420萬戶農民。鑒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農業生產的擴大、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功勞，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曾稱之為較為成功的土地改革。

無論是日本的土地改革，還是我國臺灣地區二戰后的土地改革，其成功之處是共通的，打破原有的土地財閥壟斷機制，在未來的工業發展資產價格溢價過程中，讓絕大多數平民獲得享受資產溢價的機會。

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經濟進入“鍋底蕭條”階段，其原因是經濟存在農業與工業、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雙重結構、過度依賴投資、人口紅利即將結束、個人消費不足等諸多問題。上世紀50年代，日本全國掀起經濟體制轉變的大討論，以后這場討論成為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理論基礎。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成功的。從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73年，國民收入增加了兩倍。日本國內誕生了一個強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奠定超級經濟強國的基礎。

不打破壟斷，普遍強盛的基礎就不存在。在1895到1904年，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公共企業在托拉斯和合并中消失了。在大多數行業，托拉斯和聯合企業可以任意提高價格，并且認為自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功臣。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不復存在，在經歷了百余年的快速發展之后，美國被托拉斯吞噬。

一場改革席卷美國全國，1890年，國會通過了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國會通過了第二部反托拉斯法，即《克萊頓法》。工會的力量在發展，媒體無所不在進行監督，而時任美國總統特迪·羅斯福重新嚴格推行《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起訴了44家主要的托拉斯公司。從1911年標準石油托拉斯開始，美國許多最大的托拉斯相繼被分拆，主要行業恢復了競爭。從此以后，政府就一直密切關注那些變得太大、太強，從而構成對某個行業有壟斷威脅的公司。這種苗頭一旦出現，政府就會發起反托拉斯訴訟，如果訴訟獲勝，法院就將強制公司分拆成互相獨立的較小的公司，從而恢復良性的同業競爭。恢復競爭，才能恢復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

只有針對壟斷者的戰爭獲得勝利，自由公平的市場才能獲得勝利。一個社會有一小部分人過著超前的過于優雅的生活，必然是這個社會的不幸。在阿根廷有一小部分農場主，過著與底層人士隔絕的莊園生活，他們視自己為歐洲人，教育、消費均立足于歐洲，不可能真正作出努力，以極大的代價推進阿根廷經濟結構的轉型。

幾乎所有的經濟體都經歷過財閥與壟斷，歐洲在尋找到新的殖民地之前，經濟焦頭爛額，恩格斯時代的倫敦如同勞動者的地獄；而東亞的日韓等國財閥盛行，至今仍在作祟——解散財閥，非一蹴而就，韓國從強權政治到自由市場，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上艱苦卓絕的努力。而在中國，以居民分配、稅收改革作為主要的手段的改革，才剛剛開始。

沒有什么特殊經濟道路，每一個經濟體都會面臨同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