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趙慶

問題始終存在。公眾早就開始討論并且意識到中國經濟存在的種種問題，只不過“問題”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被鄭重對待。政策制訂者、學者、公知乃至于普通民眾，誰都不愿意做蔡桓公這樣的諱疾忌醫者，因此為了解決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這個大問題，人們紛紛開出形形色色的“藥方”。

在眾說紛紜的各類意見里，筆者比較傾向于這樣的觀點：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將保持8%甚至更高比例的增長，政府應該繼續積極地擴大投資規模來緩解目前的經濟遭遇。持有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經濟學家林毅夫。如果說，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這種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維持經濟增長的觀點是一劑藥的話，那么筆者覺得用傳統中醫的思維來看待和調制這劑“凱恩斯主義”的藥方，或能真正使中國經濟陰陽調和、標本兼治。

擴大投資規模實為“固本培元”

林毅夫說，投資在短期內可以創造就業和需求，長遠來說還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若將中國經濟比作肌體，那么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就好比是在“固本培元”，既解決短期內的現實問題，又可以通過公共水利、電力、交通設施的興建和改進生產科技為將來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實為一舉兩得。

但是僅如此，遠不足以平息反對“國進民退”現象者的怒火和“市場自由主義者”的叫囂。他們更為關注的是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如果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使經濟市場上出現了更多巨無霸式的“國老大”或是繼續用納稅人的金錢來演繹鐵道部的天價宣傳片，那么擴大投資規模的財政政策就會淪為權力尋租人士的“天賜良機”和無底線地對于國民財富的浪費。相反，如果在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能夠積極引入民營資本，放寬對于金融資本市場的限制，充分發揮資本的杠桿作用，則將有效地提高資產的利用水平，形成國資和民資的相互促進的有利局面。換言之，通過擴大投資規模的財政政策來“固本培元”，還需要在這個方子中加入非國有資金的輔助藥材，這樣才可以把一個健康的經濟肌體交給未來的中國，才可將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副作用控制到最小。

擴大投資規模可以“通關節、活經絡”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內地農村的少女聽聞深圳發展的機會較多，所以憑著補鞋的手藝來到深圳打工，短短數年間收入提高了八倍。五常先生認為，在中國的制度改革中，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過往幾十年的快增長，從樂觀的角度看足以雀躍，但從悲觀的角度看，著實是改革尤顯不足，所謂“過快”、“過熱”之類的詞來描述我國的經濟發展，實有“口出大言”的嫌疑，因為往往這樣詞匯是堆積在發達經濟體之上的。

綜上言，在當前的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之中，體制的稍微調整，就將激發在某個特定領域的極大經濟潛能，所以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保持8%甚至是更高比例的增長是完全現實和可能的。而正確地實施有非國有資金參與的積極財政政策，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用一劑猛藥來打通經濟關節，疏活體制經絡。

我們常常說要推動體制改革，不讓體制因素成為經濟發展的掣肘，但是體制改革不是修修補補，更多地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行為戰略，而通過積極財政政策來對癥下藥無疑就是這套行為戰略的一種體現。

從歷史上來看，雖然凱恩斯主義拯救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其過程也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從生到死、死而復生的陣痛。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意味著在特定的時間內，大量的資源會集中到國民經濟的某一特定領域，而就該領域本身來說，是無法承受這種驟來的資源壓強的。因此在那種情況之下，任何阻礙資源有效利用的體制經絡和市場關節就會在巨大的外在壓強之下垮塌，從而重塑整個經濟循環的體系。在這個過程里，有的行業甚至會危亡，企業會破產，但是涅槃重生之后的經濟循環必然擁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和抗壓性，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事實是，當前的中國經濟正處于歷史上最矛盾的時期，一方面從各種指標來看，中國經濟處于歷史上的最好時期；而另一方面，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各種經濟體所遭受的陣陣寒意，均已表明中國經濟的當前問題險象環生、錯綜復雜。我們試圖尋找外科手術式的方式來幫助中國經濟突出重圍，但是無論是什么樣的方案始終有未得其法之感。或許當下，可以讓我們回歸中國人自己的哲學，用漢方療法來全面地看待中國經濟之癥。

“醫相無二”，醫生看病，宰相治國。中醫理論認為，牽一發而動全身，治癥應當對病人的表里、虛實、寒熱、陰陽進行系統分析，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出發點就是“固本培元”，通過一系列地投資措施，使軀體穩固，把根扎實，而后通關節、活經絡，進而激發經濟活力，真正促使體制改革。

或許，中國人的問題，就該依靠中國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