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中國經濟歷經30年的高速增長，8%的經濟增速似乎早已是我們的心理底線。但在當前，實體經濟遇到了一些困難。二季度，GDP增速只有7.6%；從當前態勢來看，三季度或許更低。這是全球金融后危機時代的延續，還是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行的必然？經濟增速回落，投資穩增長也再次成為繞不開的話題。在經過2008年4萬億投資刺激以后，現在是否應該祭出第二輪投資潮？如果還是需要靠投資拉動經濟，效果又將如何？

在如此復雜的當口，美國再次揮舞的“量化寬松”大旗（QE3），會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國內政策又將如何應對？

對于這些復雜而又現實的宏觀話題，9月21日，《每日經濟新聞》邀請了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社科院工業所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中國銀行戰略管理部副總經理宗良、宏源證券固定收益總部首席分析師范為等專家就此進行剖析時表示，在調結構的大背景下，GDP不可能再維持以往的高增速，實際上只要保持7%以上，哪怕低于8%，這樣“七上八下”的增速也是不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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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乃醒和劉尚希雖然研究領域略有區別，但在討論中都通過微觀經濟的現狀，對當前經濟增速回落的態勢提出警示。

“前一段時間我到廣州的一個開發區調研，據介紹，有1/3的企業虧損，超過40%的企業產量下降，還有一些企業幾乎處在倒閉的邊緣。”陳乃醒說道。

劉尚希表示，“我剛才從西客站開車過來的時候看到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招工，按日結算，每天50元到70元不等。這就反映了一個問題，從就業角度來看，當前經濟的形勢的確不容樂觀。”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在3年以來首度“破8”，二季度僅7.6%的增速，企業利潤連續近半年負增長……這些冷冰冰的數據被兩位經濟學家演繹得立體化起來。

多因素交織致經濟增速回落

范為是宏源證券固定收益部首席分析師，不僅是經濟學科班出身，而且長期關注與宏觀形勢密切相聯的資本市場。他簡明扼要地指出，我國企業面臨的困難歸結到一點：實際上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所造成的。

“具體表現就是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過去5年，政府從出口導向型的經濟轉向投資拉動型的經濟模式，這一過程中，國家經濟的重心主要在投資上。”范為說道。

高盛亞洲首席經濟分析師布凱南近期表示，中國投資占GDP比例正經歷歷史高位，至2011年內地投資支出占GDP比例超過45%，高于亞洲鄰近地區及日本戰后水平，與新加坡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接近。

范為認為，投資確實提高了我們的基礎設施水平，使我國基礎設施大為改善。但隨著經濟增速的回落，產能得不到有效需求，過剩的問題日益凸顯。“我們做過相關研究，重型工業企業表現特別不理想。”

據國家發改委數據，1至8月，全國水泥產量增速同比減緩12.5個百分點；1至7月，全國造船完工量同比下降7.7%；工程機械重點聯系企業利潤大降20.3%。對此，機械制造行業資深分析師鄭賢玲日前撰文提出，要警惕這些過剩產能所引發的“鐵銹時代”。

在不久前舉辦的德勤創業家論壇上，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國內生產力下降嚴重，產能過剩企業的產品賣不出去，利潤下降，反映到資本市場上就是滬深股市已經創了3年以來的新低。

除產能過剩之外，中國勞動力成本結構性上升，也使得制造業大國以及勞動密集型企業聚集地這樣的稱號受到了空前挑戰。據統計，從2009年到2012年，中國勞動力基本工資年增長率逐年遞增，2012年上半年中國城市居民工資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長13%，農民工工資也上漲了14.9%。這一速度要遠快過中國本已不慢的GDP增速。

劉尚希認為，經濟增長是各種要素的組合，其中一些是關鍵性要素。原來是資本，所以我們到處找錢，引進外資。現在來看，這種關鍵性要素將是勞動力以及技術工人。

不必擔憂經濟“七上八下”

“勞動力沒法通過進口來解決。現在我們經濟處在轉型期，增速回落是一種正常的狀態。”劉尚希表示，“‘七上八下’就是一個很好的狀態，不要再想經濟能夠長期回到8%和9%以上，不然經濟就要出問題了。”

在研討過程中，劉尚希形象地比喻說，中國經濟的現狀就好像開車剛駛下高速公路后，感覺好像不是很快，但其實速度仍然有七八十邁。等我們再開一會兒之后，又會覺得（七八十邁）也不慢，這有一個過程。

范為也表示，從理論來講，任何一個經濟體的高速增長都不可能持續超過30年，中國也不能超脫這一經濟規律之外，所以我們需要降低未來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這一預期。

對于劉和范兩位專家的觀點，長期研究企業的陳乃醒也表示十分認同，認為在企業層面承受因經濟增速下降而導致的陣痛是必須的。“轉型時期就是痛苦的，要付出代價。”

陳乃醒強調，之所以這么說，緣于他在廣東調研時雖然看到了企業的悲觀現狀，但也發現了企業未來的希望。

在廣東輕工業重鎮順德，陳乃醒看到一系列研發能力非常強大的中小型企業，并且在交流過程中也發現，企業家跑路多數均發生在港資或者臺資企業，本地企業仍較為穩定。

結合微觀主體和宏觀形勢，陳在每經研討會上概括說，上述現象證明中小企業的職能正在發生變化。前30年是以吸納就業為主，在一定的投資下，使得更多人就業。但是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它們的職能也開始出現改變。“它們現在承擔的任務主要是搞活經濟，促進市場競爭，創新發展，最后就是提供多樣性、個性化的服務。”

經濟會不會由于增速換擋，企業短期難以兼顧勞動力與創新等因素而急剎車呢？經濟學家們對此抱有信心。

“從勞動力等多方面因素看，GDP增速到7%以下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劉尚希說，現在國外的沖擊已經基本消化，再壞也壞不到哪里去。消費、投資等方面再往下掉的可能性也比較小了。

越是投資穩增長 越要“捂緊錢袋子”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9月中旬，在回答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的提問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國面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但是我們完全能夠把經濟調整過來。

溫總理的表態展現了對未來充分的信心。在政府穩增長確定無疑的背景下，宏觀調控的路徑選擇和效果呈現方式隨之變得備受矚目。

在《每日經濟新聞》組織的研討會上，宏源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范為開出了3個藥方：一是壓縮產能；二是將虛擬經濟的利潤向實體經濟轉移一部分；三是擴大需求，其中既包括投資需求，也包括消費需求。

相比宏觀調控，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更看重宏觀管理這一概念。他說，宏觀調控是一個用來應急的措施。經濟太熱或太冷，都需要宏觀調控來發揮作用。但經濟不可能只有熱和冷兩種狀態，所以常態而言，政府更需要重視宏觀管理。

投資穩增長需捂緊錢袋

短期來看，中國經濟穩增長仍然需要強調投資的作用。“消費是最終目標，但可持續的消費必須來自生產力的提高，而生產力的提高則來自投資。”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表示，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投資空間還很大，并且可以更多考慮積極的財政政策和中性的貨幣政策。“只要投資投好了，也可以緩解房價過高、通貨膨脹壓力等問題。”

劉尚希也認為，地方政府要搞民生，還是要靠投資。現在要提供公共服務來與城鎮化建設相匹配的建設任務，基礎設施、醫院、學校、養老院等都需要投資。但是這里的投資是消費性的投資。“這在統計學的角度看是投資，但本質上是消費。”

從5月開始，發改委審批投資項目的速度明顯加快。對此劉尚希表示，投資審批加快，不能等同于投資的擴大。很多投資項目的公布不等于是政府投資，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向社會公布，準備要做的事情預計要這么多的錢，意在招商引資。“即使地方政府有一部分錢投進去，那恐怕也不會一個年度馬上就干那么多的事，有可能是很多年都會連續去干這個事。”

事實上，地方政府縱然想通過政府投資拉升經濟增速，恐怕也會有心無力。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7863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收入3765億元，同比下降6.7%；1~8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0.1%，其中稅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9.4個百分點。

如此一來，國家對于投資審批熱潮的態度便成為批文能否變成真金白銀的關鍵。范為建議，第二輪投資應該批，但是錢袋子也得要捂緊。

重調控更要重宏觀管理

“什么時候可以見到真正的投資潮？就是當企業不再向信托借錢。”范為表示。

真正的寬松必然需要依賴貨幣政策放松加碼，但現在的問題更多來自于，如果降息或者降準再次頻繁來臨，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能達到以往的效果么？

在某論壇上，農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提供了他自己的研究結果。“我們的資金使用效率下降得非常厲害，信貸投放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很小，今年上半年我們的新增貸款4.86萬億，這個量并不小，但是為什么企業仍然要抱怨呢？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資金使用效率，企業資金的周轉速度大幅下降。”他同時提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也有所下降，上半年兩次降息、兩次降準，從現在的先導指標看起來效果似乎仍然有限。

劉尚希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目前投資效率是不斷遞減的。有的地方投資規模超過GDP總量的50%，這不只說明投資多了，更說明投資效率太低，比如現在投一塊錢可以帶動兩塊錢的GDP，但如果一塊能帶動5塊錢GDP，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投資了。

不可否認的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最容易被人想起的宏觀調控手段。劉尚希認為，宏觀調控的概念還是需要重新理解一下。“宏觀調控按俗話說就是此一時彼一時，它是不斷在變化的。但是我們現在把宏觀調控抬得太高，忽略了宏觀管理。”劉尚希說，光有宏觀調控沒有宏觀管理，問題會越來越多。宏觀管理是個基礎。宏觀調控只是宏觀管理里的一個部分，一個用來應急的措施。經濟太熱或太冷，需要宏觀調控來發揮作用。但經濟不可能只有熱和冷兩種狀態，所以還需要宏觀管理。

為說明兩者之間的區別，劉尚希舉了一個例子。豬肉價格忽高忽低，就是因為用宏觀調控替代了宏觀管理，反而造成不容易找到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像豬肉這種對居民影響比較大的食品，需要什么樣的農業政策，從生產、儲備、銷售統一考慮，這才是宏觀管理。”

QE3或利好中國 應強化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輸血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如果企業是市場經濟中的細胞，金融機構便為其提供血液。如何靈活運用金融工具為實體經濟注入活力，這是全世界都在探討的問題。

最近，美國剛剛推出QE3，日本也隨之進行貨幣政策調整，處于復蘇反復期的全球經濟很可能再度迎來貨幣放水，那中國經濟該怎么辦？在《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舉辦的研討會上，中國銀行戰略管理部副總經理、國際金融所副所長宗良和宏源證券固定收益部首席分析師范為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QE3對中國偏正面

NBD：美國推出QE3，怎樣分析其出臺的邏輯呢？

宗良：經濟發展一般都強調以市場為導向。但就算是一些發達國家的市場模式，也不是說就不搞宏觀調控。總體上，一定程度上的宏觀政策組合調節作用于總供給和總需求，還是能起比較大的作用。如何實現這個組合？這就需要綜合運用財政、貨幣、產業政策等工具。相比貨幣政策而言，財政政策這幾年相對用得不那么多。財政政策本身是要動真格的。要么是減稅，要么是增加開支，都是要動到錢袋子。

之所以這些年經濟發展中通貨膨脹等因素同貨幣政策還是有比較大的關系。就全球范圍來說，高貨幣投放的政策是很明顯的。采用這個政策因為比其他的政策都好用，相當于自己請客別人掏錢。

NBD：這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怎樣的影響？

宗良：QE3的出臺，可能導致結售匯的順差有所擴大，外匯占款可能增加。人民幣貶值預期將有所調整，可能重新小幅升值，或者至少打平。中國不要跟著寬松，但要適度的寬松。保持合理的狀態下，用最低限度貨幣投放。央行已兩次降息，所能達到的目標也達到了，要再降低一次，用處也不大。

范為：美國的QE3會緩解中國的壓力。我國外匯儲備二季度環比減少，量雖然不大，但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一定影響。上半年人民幣貶值預期很強，長期是一個貼水的過程。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比較難。自從美國搞QE3后，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就在減少，最近開始升值。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是有益的。

中國的生產能力極強，但消費跟不上，所以越擴大產能、越搞投資，造成的供需反而越失衡。現在美國搞寬松，對中國解決這一問題有一定積極影響，因此QE3還是偏正面的。

實體經濟需輸血

NBD：從現狀看，因歐債危機而來的外需下降我們無法左右，美國的量化寬松我們也很難干涉。您認為中國中長期的發展方向該是什么？如何培養自身強大的競爭力呢？

宗良：這十多年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應該是基礎設施加房地產，另外還有資源。但工業走到一定階段，要想再提高競爭力，就會碰到難題。我們的工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基礎，在追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綜合的基礎，但是缺的是最頂尖的制造業競爭能力。

我希望制造業通過結構調整，使我們少量高端的、有技術水平的產品能夠打遍天下。基于此，應該鼓勵少量制造業，包括民營的制造業企業從事海外收購這類的工作。

NBD：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應如何理順？

范為：實體經濟的利潤確實有很大一部分被金融企業鎖定。現在真正能夠拿得出錢來的也就是金融企業了。像銀行的利潤占所有企業利潤的60%、四大行就占40%這樣極端的現象當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必須要協調發展，應該把金融企業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實體企業。

宗良：中國的經濟現在是多元化的，未來也將是多元化的。中國有一部分企業要“走出去”，參與全球化的進程，還有一部分將在國內發揮一定作用。參照實體經濟的情況來看，中國的金融服務體系有的發展過度，還有的卻發展不足。過度的需要轉移，不足的需要進行補充。各個部分在定位和功能上要明確一些，要形成有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體系。

抓住城鎮化契機加速農民戶籍“進城”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城鎮化是中國“十二五”乃至更長周期內不能繞也繞不開的問題。當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加大與潛在增長率中樞下移的趨勢初露端倪之時，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更被賦予穩增長與調結構均衡器的作用。

就在本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時指出，推進城鎮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堅中破解深層次矛盾。“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是事關長遠的大戰略，要放在現代化大趨勢中思考。在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形勢下，研討城鎮化問題十分重要。”

落子城鎮化

面對目前地方政府穩增長的一系列措施，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很多內容都并未急于一時之功，也不是盲目上馬，而是與城鎮化建設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城鎮化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劉尚希說，城鎮化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抓手，不僅可以幫助優化產業結構，而且有利于社會結構的轉型。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 （2012）》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51.27%。如果未來城鎮化以每年0.8~1.0個百分點的速度推進，到2020年前后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

據此估計，未來全國將有4億~5億農民需要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實現市民化，若以人均10萬元的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進行推算，僅此一項，就至少需要40萬億~50萬億元的巨額資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也將面臨巨大考驗。

相比改革的艱辛與成本的浩大，城鎮化順利進行過程中預期中為中國經濟帶來的十足推動力顯然更為關鍵。

李克強曾指出，擴大內需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新增城鎮人口的需求，而新增城鎮人口主要來源于農村人口的城鎮化，擴大內需更偏重的是擴大農村人口的內需市場。

需綜合設計

如何做好這一系統化的綜合改革，是財經界近期探討最多的話題之一。很多問題需要指明方向，很多問題需要厘清認識。

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認為，小城鎮投資利潤微薄，因此投資的順序基本是一線大城市，然后才是小城市。只有到大城市人滿為患了，市場才能向二線城市移出，現在已經基本到了這個階段。

劉尚希更關心城鎮化的真實性，“農民工待在城里頭，但如果戶籍沒有變，那么統計出來的城鎮化實際上就不是一個真實的城鎮化。”

李克強近期指出，城鎮化需要工業化帶動，也給工業化提供支撐。工業升級需要服務業加快發展，城鎮化與服務業更是密切相關。要做大做強服務業，發揮服務業最大就業“容納器”的作用，增強就業創業活力。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就此分析說，工業化意味著有就業，城鎮化并不包含就業，如果人們就業得不到保障，那么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后果就是造就大批游民。“要先有工作，先有工業化，中國城鎮化發展才能創造就業，也就是說讓大家有活干。”

由此來看，李揚指出未來的城鎮化主要指基礎投資。這種基礎投資將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一定的規模，這將給本就缺錢的地方政府造成很多問題。據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羅松山介紹，“十二五”期間，我國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將達到50多萬億元。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表示，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由此一來其平均消費水平可增加3倍。“城鎮化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化的綜合改革，涉及到金融支持、戶籍改革、土地關系的改革和一系列的城市規劃，這些是融合在一起的，可以大力地解放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