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葉檀

有利于長遠的本土化，必須同時是有利于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建立信用溢價、保護投資者的本土化，必須能使本土企業、機構在公平競爭環境下培養充分的競爭力。在狹隘心理作祟下，建立封閉的不公平市場，甚至縱容造假失信、縱容犯罪，無助于本國企業機構的競爭力。

五家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上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黑名單。北京時間12月4日，SEC表示將對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德勤、安永、畢馬威和普華永道（以下簡稱為“四大”）以及另一家德豪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提出指控，原因是這五家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附屬業務違反美國證券法規，拒絕向和中國公司相關的會計欺詐調查行動提供監管機構所要求的審計文件。相關欺詐調查涉及包括中國東南融通在內的9家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

審計事務所本土化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質量與信用問題。

1992年，我國陸續批準設立以“四大”為主體的4家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德勤上海”)和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其中只有普華永道將于2017年到期，其余將在今年到期。

20年合作大限將至，本土化銜枚疾進。《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等公布實施，根據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相關規則，轉制后的“四大”在華公司至少有60%的股份應由中國注冊會計師持有，我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以及海外注冊會計師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40%，而且在五年內這個比例要降至20%。另外，轉制后“四大”在華公司的高級合伙人必須是中國人，但現任高級合伙人可以保留原職三年。很顯然，“四大”中國附屬公司與其在海外的公司有本質區別，與其說是海外會計師事務所，不如說是頂著“四大”名義的中國會計師事務所。

“四大”之所以接受較為苛刻的條件，是因為快錢效應讓他們欲罷不能：“四大”在中國經濟發達城市開設25家分所，其業務收入占中國會計行業總收入的1/4，高端審計業務收入的1/3。垂涎于當下與未來的收益，對中國分部掌控薄弱，“四大”對中國附屬公司失去了控制，只要能賺錢，什么都好。終于，出現了嘉漢林業、東南融通等案例，而“四大”也并未捶胸頓足，足見他們并不把中國附屬公司當作公司的有機整體，不過是看作無關痛癢的“現金奶牛”。

桔生淮北而為枳，很多國外大公司、大企業，在中國既無召回制度，銷售產品質量標準與發達國家不同，帶有明顯的歧視色彩，就是把中國市場當作無需負責的擠奶場。他們放任中國分部墮落，使用各種手段擠占市場，所謂海外知名企業已經變味。

本土化是為了學習先進經驗，使中國本土審計水準在合資過程中得到提升。如果國外審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假賬橫行而安之若素，在法不責眾的心態下 “好錢我自賺之”，那開放合作的目的何在？

監管部門必須建立嚴厲的信用監管體制，讓失信者、失責者成為過街老鼠，如此才能在國際監管權的談判中爭取籌碼，在中美談判中爭取對等監管權。否則，雖然監管部門本意是為了爭取自身權益，客觀上卻讓國際投資者誤以為中國監管者有意庇護造假的上市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讓造假公司的數粒老鼠屎壞了中國監管層、中國企業、中國中介機構的整體信用。

中國監管層完全可以因勢利導，美、加等股市監管機構對造假的中概股背后的中介機構窮追猛打，卻因國內會計師事務所不能向美國監管部門提供底稿無處措手。中國監管層不妨借力打力，按美方的線索追查下去，將結果知會國外監管部門。如此一來，不僅懲罰了造假者，還將形成未來中國公司監管依靠中國監管部門的路徑依賴。

互相監管、審查中概股上市審計機構，這是在國際市場建立中國信用的契機，而不應視之為外人故意找碴的陰謀。中國機構有大度之象表現在，既不憚于按照國際規則勇敢維護自身的權益，也不會躲在陰溝里動輒把對方視作陰謀家。

本土化的目標是學習先進經驗，建立信用體制，維護自身權益，通過嚴厲的監管與專業的監管水平，讓國際市場承認中介領域的中國信用。無論是國際化還是本土化，我們都需要在開放、健康的理念下建立自己的信用規則。信用是值得尊重的稀缺資源，在國際有溢價，建立信用規則不是外部逼迫而是中國內部所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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