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一般來講，經濟增長有兩種機制在發揮作用，即微觀增加供給和宏觀擴大需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增長中樞下移，各國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擴大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也即經濟學中常說的“需求管理”。

事實上，近幾十年來，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數國家政府所追捧。上世紀20、30年代以后，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進入大規模工業化階段，生產供給極大豐富，工業化的大規模供給和人們需求的有限性之間產生了不可彌合的矛盾，并最終導致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

主張通過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預的凱恩斯理論因危機而生，并通過美國羅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廣。此后，反危機時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來越成為長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國家開始全面實施政府干預經濟政策，由此，實現經濟增長的機制發生了重大的調整，經濟增長不再只是微觀增加生產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問題，從宏觀經濟層面上擴大出口，增加消費和投資成為主導增長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態化、普遍化和長期化。然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盡相同，發達國家更多是需求約束，而發展中國家并非有效需求不足，更多是供給約束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放緩，中國尤其如此。

2008年至今，我國經濟歷經了兩輪比較明顯的下行周期：2008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三季度至今。與上輪相比，本輪經濟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發揮作用的中長期結構性因素都與上輪有非常大的不同。

兩輪經濟下行周期呈現“一急一緩”態勢。2008年雷曼倒閉后，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蕩，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急速下行，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四季度的4.0%。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幅度相對較小，盡管同比創下近三年來最低單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不及上一輪下降幅度之大。

我國經濟減速到底是內部原因，還是外部沖擊？事實上，當前我國最大的約束并非需求約束而是供給約束，也即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產率滯后帶來的問題。因此不能只拘于短期需求，更要放眼于長期供給，因為長期供給才是決定一國潛在增長軌跡的關鍵。從當前“調結構”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資-消費”之間找平衡，探討的都是總需求概念，而供給硬約束才是本輪經濟回調的最重要因素。

經濟減速的性質是供給約束造成的，一味擴張需求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增長問題，反而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和負債式增長。長期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實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再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期間雖然考慮到啟動消費需求和結構性調整等新手段的運用，政府支出計劃有所調整，但總體上仍然屬于需求管理的傳統思路。

需求管理帶來的經濟擴張不僅僅是政府過度干預，也不僅表現貨幣發行擴張需求，更多地表現出了負債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為基礎的負債表式擴張，導致政府負債的提高之外，全社會總體債務率都有所提高。

傳統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目標都是通過調節商品或貨幣市場均衡條件推動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以達到更高的均衡點，但代價是不斷推高價格總水平，甚至帶來嚴重的通脹，提高均衡產出也可以移動總供給曲線，結果卻是產品價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產效率的改善。

現在看來，過度關注宏觀需求，不僅加劇經濟波動，帶來資源錯配風險，也影響生產要素效率的發揮。因此，著眼于供給側，重視微觀主體的稅收激勵，實施減稅以及稅制改革，增強微觀主體供給能力，鼓勵技術創新，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發揮生產率對提升總供給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響我國經濟的供給約束，真正釋放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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