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網北京1月21日電（每經實習記者李彪）19日，由聯辦與和訊網聯合主辦的財經中國2012年會在北京JW萬豪酒店拉開帷幕。本屆年會主題為：“新改革新起點”，其中的一個分論壇“破解中國式收入分配難題”成為關注的焦點。 多位專家均表示，破解中國式收入分配難題可以從城鎮化入手。 收入分配不公和腐敗密切相關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經討論8年未果，雖然在國家的極力督促之下，其出臺已經進入倒計時，但因其涉及面廣、復雜性強依舊成為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此次論壇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和大家深惡痛絕的腐敗是密切相關的。 在談到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們不滿時，蔡昉指出，我相信在我們統計數據背后還應該有一個巨大的份額沒有得到統計，正因為沒有得到統計，我們把它叫做“灰色的”，而另一部分收入是來自于公共資源占有的不公，分配的不公，以及收益、權利的不公。什么人能占有這種收益權呢？很自然是有權力的人，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和大家深惡痛絕的腐敗是密切相關的。工資和工資之間沒有巨大的差距，不會造成目前老百姓所反感的收入差距，關鍵在于資產收入、資源分配的不公，那是和腐敗相關的，看到這點也能幫助我們找到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所在，它也是一種機制。 收入分配問題也是一種體制問題，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提出，腐敗導致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這是現在最突出，最嚴重，導致最大程度上社會沖突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搞不好收入分配。這個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公共資源的管理，財政資金的管理，現行財政體制，政府、各項收入管理體制，如果這些方面的體制問題不解決，那么腐敗問題很難解決，因此，某種程度上我們現在說的收入分配問題是個體制問題，而且這個體制問題涉及到整個經濟、政治、社會方方面面，不單純是調一調工資能夠解決的，把高工資調低一點，低工資調高一點的問題。 雖然我國收入分配過程中因腐敗等問題導致不公，但是在多次收入分配過程中，一次分配的問題最大。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在論壇上說：“毫無疑問，一次分配問題最大，次之才是二次分配，再次之才是三次分配，三次分配作用微乎其微。” 據了解，一次分配主要發生在雇傭關系領域，這將直接涉及到公平的就業崗位和市場競爭環境。 真正實現城鎮化或是改革抓手 在談到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的抓手時，鄭秉文強調說：“收入分配是目前城市化當中不公平的結果，它是現在破解收入分配重要的抓手。” 2012年8月，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指出，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3%。同時，據王小魯了解，2011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農民中城鎮醫療保險覆蓋率只有16%，養老保險覆蓋率不到14%，失業保險覆蓋率剛剛到8%。 從數據對比中不難發現，很多進城的人并沒有真正享受到城鎮化的福利待遇。鄭秉文在論壇上提出，今年我們是改革開放31年了，我們進行了城鎮化達到52%，城鎮化35年到現在，新政府又說了城鎮化是未來改革紅利，我舉雙手贊成，城鎮化是抓手之一。但它是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個重要底線，就是城鎮化35年的進程當中，每每統計的時候，說城市化率2011年超過50%，現在大約51.5%，52%左右，事實上城市戶籍人口在35%、36%左右，也就是說占人口總量14%-15%左右的2億人根本沒有城市化進來，被動進去了，實際上沒有享受到和城鎮戶口人同等的公共服務待遇，包括社會保障制度、教育、醫療等等，這是最大的不平等。 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的抓手就在眼前。鄭秉文認為，我們要講路線。比如你在北京服務多少年了，孩子在北京上學多少年了，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還有可以拿更多的學費，他是最窮的群體，在北京要拿更多的學費，甚至上幼兒園要拿更多的幼兒園費，更不要說上高中和初中，所以收入分配是目前城市化當中不公平的結果，它是現在破解收入分配重要的抓手，這個公共服務包括社會保障制度，我認為操作性非常強，每個單位雇的臨時工，非常好計算，還有流動性比較強的建筑業工人業能計算出來，這是對我對破解當前收入分配改革抓手的重要任務的看法。我認為它是35年城鎮化成本到了應該支付的時候，到了應該破解它的抓手的時候。 在談到城鎮化的內涵時，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提出，城市的標準早就不用人口密集程度，那是60年代的標準，現在城市的標準是一個居民坐在這里得到八項服務，運輸、交通、教育、衛生等，一個人得到八項服務的半徑越近城市化程度越大，所以城鎮化的內涵要改變。農民市民化絕對不是讓農民進城，是讓農民不管生活在哪里都有和城市人一樣的待遇，教育、醫保都和城里人一樣。 很明顯，快速城鎮化能夠給城市帶來充裕的勞動力，也能夠給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如何保障進城農民的生活質量是關鍵，既要使他們的城市生活有品質，又要使他們生活得有尊嚴，這或許是下一步需要認真思考和踐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