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葉檀

城鎮化的主要推動力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缺乏發債權，甚至傳出地方政府借道高利貸的新聞。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的結果是，地方債務隱性化，風險更不可控。

承認城鎮化成本，承認城鎮化的主要推動力，是地方債放權的理論前提。

原有的土地城鎮化模式遭遇瓶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部長劉守英2月28號表示，“由于政府主導城鎮化，靠征地、融資搞城市建設，成本越來越高。粗略計算，2007年到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中，用于征地和拆遷的比重已經達到41%。這說明，靠征地來推進城鎮化的成本非常高。”將近一半的成本，加上基礎設施的投入，意味著在級差地租高的地區，征地與拆遷已無利可圖。

去年8月14日，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2012年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指出今后20年內，中國將有4億~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農民市民化尤其是農民工的市民化，將是中國實現向城市型社會轉型面臨的關鍵問題。據初步測算，僅解決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農民市民化成本至少人均10萬元。在未來20年內，要將4億~5億進城農民完全市民化，需要支付40萬億~50萬億元的成本。流入地不均，大城市承擔的成本更高，2011年，中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其中外出農民工1.59億，相當于城鎮總人口的23.0%。在外出農民工中，30.8%流入直轄市和省會城市，33.9%流入地級市。

成功的城鎮化會帶來紅利，失敗的城鎮化會留下壞賬，不同的地區承擔的成本、獲得的紅利各不相同。

避免地方債危機，不能捂蓋子，只能靠金融產品在公開市場準確定價。任何金融風險都不可能靠人為提高評級、展期等方法粉飾過關。

地方債規模眾說不一，審計署的數據是，截至2010年底，除54個縣級政府沒有政府性債務外，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174.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67109.51億元，占62.62%；擔保責任的23369.74億元，占21.80%；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16695.66億元，占15.58%。其后兩年，綜合各類融資渠道，預測地方債至少增長萬億元以上。有比審計署公布的數據更驚人的數據，由于各種融資渠道錯綜復雜，真實的地方債難以衡量，但后果顯而易見，就是債務的展期與重組，可稱為悄無聲息的局部破產。

改革稅收體制，允許地方政府公開發債，其風險不會比現在更高。

2月6日，央行在最新的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使用者付費、地方政府稅收或上級政府的轉移收入，是未來城鎮化建設融資的收入基礎。在此之上，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市政債融資進行城鎮化建設。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黨委書記、行長周學東提出議案，建議在城鎮化過程中探索建立規范的、市場化的市政債融資機制。

目前地方自行發債由中央財政背書，通過各類關聯公司或者平臺公司通過信托等渠道融資成為主流，完全談不上發債的自主性與市場的約束力，這是重蹈行政之手左右金融市場的覆轍。只有讓地方債或者市政債成為公開的金融產品，才談得上準確定價。否則，任何定價都是政府信譽在金融市場的背書。

為了防止各類地方債、市政債一哄而上，有必要采取兩大舉措，一是在經濟發達地區首先試點，二是地方債由過硬的稅費進行抵押。在近代史上，政府發債通常由鹽稅、關稅進行抵押，在信用市場未能建立的情況下，抵押債券是可以設想的風險最小的金融模式。并且，通過地方債或者市政債的發行，地方政府對未來的收入來源進行估算，地方預決算公共財政能夠得到推廣，而當地民眾對市政工程的效率將更為關注。

市場經濟的前提是責權利對稱，每個組織、個體為自己的決策負責，地方政府既然是中國城鎮化的急先鋒，擬定地方政府之責，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權利，考核地方政府的責任度與誠信度，是題中應有之義。發行地方債，就是讓地方政府回歸職責權對等的理性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