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旭光 中國資本市場是在不成熟的基礎上形成的早產兒。資本市場建立的初衷，是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服務，這在當時確實具有其合理性，現在對此也不能苛求，也不能完全不考慮，這是在中國特殊國情下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現實。但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到今天，市場參與者的成分多樣化程度非常高，利益關系極為復雜，對社會的影響力日益重要，此時，就不應再把為服務國有企業作為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了。資本市場應當真正發揮其資源配置和投資等正常功能，必須服務于所有合法的市場參與者。因此，監管部門就不應當只是國有企業的服務者，而應當是獨立的裁判員，不應帶有任何傾向。并且，由于資本市場一個重要的特殊性，即監管者不能像政府部門和央行利用再分配或利用再貸款調節手段去影響市場的利益關系，監管部門更必須中立。 不能不認識到這樣的現實，在目前的中國，政府的監管層已成了與市場各個利益主體相等的、有自己利益訴求的特權利益主體，這使監管的裁判員功能很難發揮。這就要求通過立法等多種方式，使監管部門保持其獨立性，進而成為超脫于市場利益之上、可以代表全社會各個利益集團的公共利益的機構。說到底，只有地位獨立，立場才能獨立，監管才能不帶傾向；才能尊重和維護市場內在的機制，保證市場的運行實現公平和有效，才能真正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才能發揮資本市場“平臺而不是工具”的職能。只有監管部門保持獨立性，才能提高監管者的公信力，樹立監管者的權威。 監管者應當把精力和監管重心放在基本的監管目標上，高度重視保護中小投資者，并把保護中小投資者不受欺詐作為最重要的目標，秉承“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努力防止和懲治違法、違規、欺詐，維護市場的平穩運行，防范市場的系統風險等。但是，筆者認為，此處需要指出的是，行情的起落、指數的漲跌當然應是監管者必須考慮的重要目標，因為它涉及市場的系統風險，涉及參與者各方的切身利益，也就自然關系社會的穩定，但監管者更應該把重心放在優化市場環境以及市場的基礎建設上，諸如做空機制等影響市場穩定和發展有重大作用的政策何時、如何推出對市場更有利，新股發行到底該如何安排、證監會與滬深兩個交易所之間的關系到底該是什么關系等內容。這樣，就從制度上保證了市場參與者沒有倒逼監管者出臺調控指數的政策的預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市場的暴漲暴跌。 毫無疑問，監管者在監管過程中，理當考慮防范、避免市場的大起大落，但卻不應當、也不能直接調控指數，更不能有意打壓股市，而應讓市場按自身的規律運行。當然，在遭遇突發事件的非常時期，如汶川地震、南方雨雪災害等，為了避免市場參與者的極度恐慌而非理性拋售從而引發市場的暴跌，影響社會的穩定，可以采取嚴厲手段，甚至可以先停市，就像“9·11”事件當天美國果斷宣布停市一樣。但這只能是一種特殊的措施，只是短期出臺的某一次特殊政策的具體目標，而不能成為常態。因為指數的漲跌受太多因素的影響，監管者關注指數，應當關注影響指數的基本因素而不是指數本身，更不能被市場的其他參與者倒逼著被動地維持市場指數的漲跌。否則，監管者在監管過程中就失去了公平的立場。 前面論述過，監管者應保持相對獨立性。如果監管部門不是獨立和中立的，而是一個與市場的其他利益主體對應的、有自己利益目標的特殊利益主體，作為一個利益主體，動用行政資源和手段，那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過去多年中國資本市場政策市的特征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就是以往監管者的某些功利性取向所致。與監管者的主管部門角色和過度自信相對應，監管部門總是過度自信，總是試圖調控市場，經常以實際行動表達其調控市場的意圖，不斷地強化政策市的預期。這是引起市場參與者不滿的重要原因，客觀上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市場監管者尤其要尊重市場規律，資本市場只能監管，不能調控。在資本市場監管過程中，要盡量避免過分運用行政手段。證券監管者應當努力避免過度自信，要充分尊重市場，不要隨意干預市場的正常運行。須知，市場參與者對自身的決策有足夠的信心，他們一般都非常反感監管者隨意干預證券市場。 監管者慎用行政手段，就該尊重證券市場及其運行規律，堅決杜絕“大躍進”式“跨越發展”。因為，這種所謂的“跨越發展”，指導思想往往還是調控而不是監管，其表現就是股票供給的“跨越”，滬深股市過往的經歷一再證明，超出市場承受能力的擴容，會嚴重傷害市場參與者的利益，打擊他們的信心。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