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公車異化成權力象征

要分清是公共服務必需品還是權力地位附加品

有些公車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須的。比如公安部門的執法車、醫療急救車、消防車、救災車等，是政府履行管理職責、提供公共服務的必需品，應予以保證。據統計，目前海關系統的“三公”經費九成用在公車上，這些車輛絕大部分是執勤執法用車。

“一個基層的派出所，即使夠不上行政級別，也必須有車，否則就影響辦案效率，總不能讓民警騎自行車追犯罪分子吧。但那些不承擔緊急任務的部門，配備公車就要審慎合規。”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我國現行的黨政機關配車規定，把公車完全作為一種待遇配備給相關單位和領導干部，造成實踐中大家相互攀比，以公車顯示身份，不管是否需要都坐公車出行。

事實上，公車的配備和使用在我國曾經被嚴格限制。1984年以前，國家規定只有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正部和65歲以上常務副部級)才有資格配備專車；局級以上從事公務可乘坐轎車，縣團級以上的官員只能使用吉普車和自行車。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社會飛速發展，政府財力明顯增強，中央與地方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的公車消費開始由較高職務向較低職務擴展。

1994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要求部長級和省長級干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保證工作用車或相對固定用車。在這個規定的基礎上，各地方政府也出臺了本地的公車配備規定，但基本思路都是按照單位和領導的級別配車。

“我們賦予公車太多東西，無形中增加了嚴控公車的難度。”葉青認為，不少民企老板放著正規車牌不用，一定要花大價錢、冒著風險用軍牌，這種不正常現象，折射出了公車代表的特權意識。

公車改革關乎政府公信力

像嚴查酒駕那樣嚴控公車，就一定能把公車管好

葉青介紹，從1993年廣東東莞沙田鎮試點公車改革至今，20年來各地開展公車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實踐探索各具特色。“總結、借鑒其中的成功經驗，將有助于我們推動公車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制度，步出‘深水區’，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目前各地較為成功的車改試點大致為三類模式：

以廣東珠三角為代表的公車貨幣化模式，其措施是公車全部收回，公務人員按照行政級別給予補貼。

以昆明為代表的公車集中管理模式，其措施是黨政機關的所有公車全部停用，或上繳至各區組建的機關公務交通服務車隊，或拍賣收回部分財政經費。

以杭州、溫州等為代表的集中管理+貨幣化模式，取消單位的公務車，所有公務用車集中至機關公務用車服務中心，單位公務用車可向中心提前預約租用，同時按級別給公務員發放車貼。

“杭州車改，可以節約1/3的費用。”葉青認為，從我國實際情況看，杭州的車改模式比較有優勢，更能夠發揮減少公車數量和防止公車私用的作用。

在嚴控公車私用方面，廣州等許多城市的公車都安裝了衛星定位系統，一旦出現違規行為，系統可以及時報警提示。新疆沙雅縣則為每輛公車貼上“公務用車，敬請監督”的“公牌”，附有監督電話和車輛編號。

“酒駕車輛沒有任何標志，但最終還是被控制住了。如果我們能像嚴查酒駕那樣嚴控公車私用，就一定能把公車管好。”在劉尚希看來，現在公車改革不是缺少辦法，而是缺少決心。“嚴控公車不僅是節省政府經費那么簡單，如果公車總是成為特權的代表，成為官員占公家便宜的途徑，那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將面臨極大挑戰。”劉尚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