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馮海寧    

◎馮海寧

5月9日，環保部通報今年進行的華北六省市地下水污染專項檢查結果，對88家企業處以罰款，總額達613萬余元。環保部負責環境監察的官員表示，污染地下水是很嚴重的違法行為，但從未有企業或相關人士承擔過刑事責任，而目前行政處罰的最高限額，也僅為50萬元而已，違法成本過低，導致企業屢屢違法。

環保部門對88家污染企業處罰613萬余元，平均每家企業只有約7萬元左右，對這些排污企業而言如同“撓癢癢”，幾乎沒有什么痛感；對其他企業而言，也沒有多少威懾力。但是，相關企業對地下水污染帶來的損失卻難以估量，不僅威脅到公眾的健康，而且治理的成本很高。日本早在上世紀對地下水污染狀況進行評估后就認為：治理被污染的地下水需要耗資800萬億美元。

由于我國地域廣闊、長期粗放式發展、監管不到位以及法律法規不健全，如今的地下水污染狀況可能比上世紀日本的地下水污染更為嚴重，治理地下水污染所耗費的資金更多。據報道，118個城市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環保部數據也顯示，90%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機和無機有毒有害污染物污染。地下水污染如此嚴重，而處罰則是輕飄飄的。

之所以輕罰排污企業，首先在于現行法律太“軟”。盡管我們有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實施條例，但法律規定的處罰力度太小，最高限額只有50萬元，而且沒有納入刑法。雖然1997年新刑法在分則中專設一節 “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包括了水污染，但據說水污染刑事制裁卻是在空轉——水污染頻發，但真正進入刑事程序的案件似乎不見。法律是防治地下水污染的有效武器，如果法律不“硬”，排污企業就會肆無忌憚。

反觀其他國家，早就把水污染納入刑法了。據悉，根據英國1974年實施的《污染控制法》規定，罪行小的，處3個月以下的關押或400英鎊以下的罰金，或者并罰兩者；罪行大的，處二年的關押或罰金。1970年日本的《刑法典》第142條“污染凈水罪”規定：污染供人飲用之凈水，因而不能飲用者，處6個月以下之監禁或10萬元以下之罰金。與他國刑法力度相比，我們最高處罰50萬元，過于“溫柔”。

其次，即便是現行法律，有關部門在掌握處罰尺度上明顯過松。眾所周知，地方環保部門為了所謂的地方發展大局，往往看地方主政者的臉色，不敢重罰污染企業，甚至還保護污染企業。這次對88家企業罰款613萬余元，平均僅罰約7萬元，表面上看上去是因為法律不給力，其實，也與執法部門“心太軟”有關。如果執法部門足夠嚴厲，在最高限額50萬元的情況下，也可讓平均罰款達到三四十萬元。最能說明處罰力度的例子是，連排污企業的名稱都不愿公布。

盡管我國治理地下水污染的力度在加大，預計“十二五”期間，污水治理累計投入將達到1.06萬億元，但相比治污實際需要的資金，顯然，還遠遠不夠。據說，水利部門正在組織編寫《地下水管理條例》，這個條例一旦頒布實施，將對我國地下水污染防治以及更合理利用形成有力的法律支撐。但我們要意識到，一般性條例威懾力很有限，遠遠不如把地下水污染納入刑法。

簡而言之，要想治理地下水污染，不能是“撓癢癢”式處罰，而應該是“刑上企業負責人”、“刑上官員”。筆者注意到，有人建議單獨設立“水環境污染罪”，值得立法部門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