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趙慶

筆者在《世界如此危機》中提出了一個觀點，那就是“重大決策要繞開精英階層，直接與底層互動”，而昨天看到王振耀先生在演講中提高的一個真實案例，更是印證了筆者的看法。

他的案例是關于“大病救助”的，總理要搞大病救助，專家馬上就給總理算筆帳，說全國有400萬白血病患者，其中200萬是兒童，拿將近100億的醫療救助金，是杯水車薪。后來總理把批示批出來，要建立兒童大病救助基金，最后這個事到了王振耀所在的司，他找了一些同志來討論，有個中學生提出了一個問題，全國的兒童不就是2億多嗎，那要200萬是白血病，那不就100來個孩子就有一個白血病嗎，有那么高嗎？

這中學生的問題，很嚴肅地提出來，這怎么辦呢。他們就下決心查一下，查了什么呢？查了衛生部的檔案，又讓一些地方做統計，有些縣，比如河北、江西，你們來統計，到底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后來的數據發現，全國現在白血病兒童總共就是6萬。大家知道，如果是200萬，一人一年要花10萬的話，概念就是2000億，這是專家的數據。人們自然引用專家數據，說中國搞不了大病救助。結果統計出來實際上只有6萬兒童。

他們又請了中央電視臺做節目，大家來大辯論。當時上海的紅十字會的會長，他談了一個數據，他說上海的兒童大病救助是怎么做的呢？設立一個基金，孩子們每人每年交50-60塊錢，上海是200萬個兒童，然后政府再補貼50-60塊錢，兩個加起來差不多是2億。這樣，上海的兒童住院費基本就全免，即使是白血病，一年也可以報銷到10萬。一個白血病實際每年也差不多10萬塊錢。這樣一算，上海市所有的孩子、所有的病住院費，2個億就差不多了。據謝會長的介紹，還有一點結余，我們就算了一個帳，全國就是2億多一點的兒童，不就是再擴大一百倍嗎，200億差不多就可以達到上海的水平了。

王振耀認為其實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做好事”的意愿非常強。高層領導決策起來，是比較容易的，并且是相當容易的，最后都被專家咨詢這一塊卡住了，他認為說服領導不難。關鍵是知識界莫衷一是，最后弄得領導決策就左右為難。而專家提供數據有的是數據來源不準確，不屬于故意，但很多情況，專家是有意識形態的，他們往往根據自己的想法提供數據，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現在中國很多問題都跟這種決策方式有關，一遇到重大問題，總是找上幾個經濟學家來開閉門研討會，而這些專家基本上不深入社會，并不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這些人總是用過去的經驗看問題，而問題往往是新的，甚至部分領域的專家早就變成了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而中國要想科學決策，就必須充分與社會互動。其實與我們平時想法不同的是政府決策人員也經常上網，他們不是不知道中國的問題，而是他們對每個問題都有了“成見”，而這些“成見”一旦形成，就不再對問題進行新的認識，不再關注對問題的抱怨，甚至是對新的解決方法也不感興趣，比如房地產，北師大的董藩就是經常被請去咨詢的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簡介中坦誠自己20余次直報國家主要領導人，50次受到領導重視、批示，是多項政策法規出臺的推動者“。此著名專家對相關決策者的影響就很大，如果政府針對某個問題，先入為主，聽了董藩，形成成見，那就很難再聽不進別人的想法了。

還是以房地產為例，中國當前對房價的調控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房價崩盤，危害經濟”，“房地產供應市場化為主”等論調的影響，以至于政府總是投鼠忌器。但房地產這個行業就不存在崩盤一說，而且崩盤也未必就是壞事。

政府直接與底層互動，歷史上最的最好的就是羅斯福，羅斯福新政那么大的改革措施，能夠得以實行，最重要的就是被歷史學家稱為”圍爐談話“的決策方式在起作用，羅斯福通過廣播電臺直接與社會互動，在社會上獲得巨大支持，從而推動改革。

總之，政府決策，特別是那些關系民眾生活的決策，要擺脫”專家成見“，關鍵還是要多與社會直接互動，以房地產調控為例子，多請幾個售樓經理比請專家要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