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日本安倍政府推出了以大膽的貨幣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刺激民間投資為中心的經濟產業成長戰略，將創造通脹預期和防止日元升值設定為最重要的政策目標。2013年3月，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上任伊始即推出遠超預期的“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宣布維持該政策直至通脹目標達到2%的水平。在4月4日的貨幣政策會議上，日本央行決定每月收購國債額度超過7萬億日元，較既有水平增加約一倍，占日本每月國債發行額的逾70%以上。

在日本超級量化寬松政策沖擊下，日元大幅貶值、能源價格上升幅度明顯，同時受經濟政策和2011年的災后重建需求等因素影響，預計日本經濟不久將會出現低谷反彈，通脹預期也會有所改善，但其持續效果可能并不如意。

日本經濟

需要深層次結構改革

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資產泡沫破滅后，日本金融機構和工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受到嚴重損害，在以“去杠桿”為特點的修復資產負債表過程中，引發了需求的嚴重不足進而形成通縮趨勢。與此同時，日本家庭和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持續下落。2002年以后，雖然經濟呈現正增長，企業整體盈利能力有所提高，但并沒有回饋到居民，個人收入水平繼續降低，使得通縮趨勢依然延展，經濟實力下滑。日本經濟的這種結構性問題，不是僅僅依靠超級量化寬松的強心劑所能解決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的更迭頻率遠高于其他國家，這將直接影響到政策的可持續程度。

日本的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對日元形成巨大壓力，并導致日本國債收益率大幅下降，外圍甚至日本本國資金，在避免資產貶值情緒下可能選擇出逃。這也加大拋售日元力度，導致日元對全球主要貨幣加速貶值。更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引發了全球債券收益率創新低。雖然歐元區債務危機尚未得到解決，但許多歐洲國家和加拿大國債市場獲得提振，西班牙和意大利國債市場也跟著沾光，主要就是因為擔憂日本投資者轉而投資國外市場。

面對日本的超級量化寬松政策，發達國家等主要經濟體具有不同的態度。美國持支持態度，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超級量化寬松，符合美國的全球政治經濟戰略，既有利于發達國家共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使貨幣政策發揮更大效果，又有利于減緩國際社會對美國量化寬松引致的美元貶值壓力，還有利于美國的出口戰略實施。

歐盟國家最初極力反對，但在美國的勸說下矛頭有所收斂。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超級量化寬松使得歐美國家的國債收益率降低，這有利于緩解歐債危機。事實上，日本推出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后，受重大沖擊的是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德國等。因為在這些地區的出口產品中，汽車、精密零件、電子產品等與日本出口業有著很強的競爭。

謹慎應對日本貨幣寬松

日元貶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對我國的貿易產生影響。日元貶值直接意味著人民幣的相對升值，這將影響到我國與日本的雙邊貿易。日本是我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在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中，2012年對日出口占比為7.5%，由此影響不大；在進口環節上，汽車及其零部件、電子產品等將隨日元升值而減少；在對第三國市場的出口方面，日元貶值對于我國經濟的影響也不明顯。

其二，通過國際金融市場變動對我國產生影響。日元貶值將引致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走高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價格走低，由此可能影響我國在相關交易中的利益。例如，在日本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出爐后，日本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跌至0.56%，逼近歷史低點。與此相比，美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1.75%。如果日本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引致資金溢出效應，間接壓低了美債收益率，一方面將影響我國持有美國國債的收益；另一方面，美聯儲可能選擇新的應對措施，從而將對我國的一系列對外經濟活動產生影響。

面對日本超級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我國在應對中需要注意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不可過于輕視日本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應清醒地看到，按照人均GDP衡量，日本是我國的10倍。盡管日本政府債臺高筑，國債規模已經超過GDP總量的2.6倍，但其外債僅占6%左右。同時，日本持有253萬億日元（約合3.19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仍為世界最大債權國，且日本海外企業的銷售額足以替代其國內出口，不僅發揮著長久沉實的經濟效益，而且對國際經濟（尤其是東南亞經濟）有著重要影響力。因此，應該冷靜認識日本的超級量化寬松政策效應，不應一味唱空日本經濟，而須謹慎應對。

第二，密切關注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走向。日本的政策總是看著美國的臉色行事，2012年以來，日本各項對外政策的一意孤行，與美國的認可密切相關，日本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亦是如此。正是這一政策非但不會影響到美國利益，反而對新興市場的發展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使新興經濟面臨更大的輸入型通脹壓力，有利于美國經濟復蘇。因此，日本才敢于出臺實施此類政策。從這個角度來看，判斷日本的超級量化寬松政策的進程，需要密切關注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走向。

第三，積極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深化。一方面完善跨境資金流動監管，積極對沖短期資本流動對國內基礎貨幣供給的沖擊，保持國內貨幣政策及金融系統穩定。另一方面，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空間。近半年來，日元對人民幣貶值達到22.82%。日元貶值可能迫使經濟同樣低迷不振的歐元區實施進一步量化寬松政策，在增大我國輸入性壓力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國的出口競爭力。我國應通過匯率自身的波動擴大，來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和金融運行的沖擊。同時，應加快發展金融衍生產品，增加匯率風險規避手段。

第四，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的腳步。日本是我國第五大貿易伙伴，2012年雙邊貿易總值為3294.5億美元。在A股上市公司中，電子制造、汽車、軟件外包、家電等行業與日本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和技術往來，以日元作為結算方式的企業不在少數。因此，我國應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升級，以此推進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規避匯率風險。另外，也應注意進口替代型產業的發展，減輕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第五，加強國際協調。我國應進一步推動與東南亞、歐盟、非洲國家、金磚各國等的經濟合作，同時加強與各新興經濟體的協調，呼吁儲備貨幣發行國考慮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加強貨幣紀律。（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王國剛 宣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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