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

金融危機以來，盡管全球各種形式的投資保護主義不斷抬頭，但從全球未來的發展趨勢看，打破保護主義的壁壘，推動全球經濟自由化進程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本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重啟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是核心議題。國際經驗表明，雙邊投資協定（BIT）在東道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及投資者母國保護其投資者利益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相比其他國家，中美兩國的雙邊投資協定明顯滯后。雖然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但由于80年代末期中美政治關系趨冷，致使談判處于停滯狀態。2008年6月，中美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但至今仍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從中美間的投資聯系度來看，兩國顯然都具有締結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現實動力。

雙向投資必須是對等的，可中美雙向投資明顯不平衡。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國，而中國直接投資在美國僅排第二十五位，中國對美投資總量占美國吸收外資總量不到1%。當前，國際投資體系尚沒有形成像多邊貿易體系那樣完整的普遍接受的規則體系，因此，對于雙邊投資協定而言，中美雙方其實就是在利益范圍之內的“對等妥協”。

去年4月，經過歷時3年的研究和討論，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正式發布了美國2012年雙邊投資協定范本(2012 US Model BIT)，取代之前的2004年雙邊投資協定。依據這個范本，圍繞“市場準入”“公平競爭”“權益保障”“知識產權”“高技術出口管制”等核心議題，中美雙方依然存在諸多分歧。

本質而言，中美雙向投資的主要障礙來自市場準入限制，這也讓投資準入和投資待遇成為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中最為敏感的問題。在總體上，美國的投資環境(市場開放度、基礎設施、知識產權保護、研發技術等)要優于中國，但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面臨很大的市場準入問題。美國在諸如航空、通訊、原子能、金融、海運等相對敏感行業，都有關于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限制的嚴格規定，包括聯邦立法。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等國家資本尤其受到投資阻礙。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為緩解長期以來由于貿易順差導致的外匯儲備激增和資產安全，中國主權財富基金大規模投資海外，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美國對“戰略性投資”與“國家資本主義”的警惕，為此常常遭遇美國政府外資審查委員會(CFIUS)基于“國家安全”考慮的阻礙，特別是美國認定的那些與本國利益緊密相連的非商業化投資，如電信、能源、金融等關鍵行業，中國受到的投資阻礙特別大。

從中國吸引美國的直接投資看，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存量1994年以來總體上保持了增長趨勢，大部分年份(18年中有11年)的增長率超過了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長率。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公司為主體，領域極為廣泛，資本回報率相當高。美國的跨國公司充分利用中國的資源稟賦優勢和日益龐大的市場，進行全球化生產布局。美國投資在華產業既包括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如石油化工、冶金機械、運輸設備，也包括技術密集型的計算機、電子信息、生物制藥以及金融、信息/法律咨詢、工業設計等現代服務業。與全球產業平均利潤率相比，美國在華的投資回報率要高出5至8個百分點左右。由于投資收益穩定增長，利潤再投資成為新增投資主力，這是保證美國海外資產持續獲得高收益的重要原因。

然而，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也出現放緩。這有多種原因。一方面，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然而，隨著中國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開始重估，這必然壓縮FDI的利潤空間。此外，還有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國有企業以及競爭中立等亟待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美國正在加速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奧巴馬政府欲通過促進產業資本回流重組全球產業鏈。隨著“美國制造”的強勢回歸，未來美國很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資凈輸出國轉變為凈輸入國，而對中國傳統產業以及資本回報率下降的領域投資有所放緩。

基于這樣的現實，立足長遠，中美兩國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都是共贏的選擇。就中美間的投資聯系和兩國的經濟體量而言，中美具有非常大的雙向投資潛力，如何破除相互市場和制度壁壘，通過雙邊投資協定和一系列規制的制定掃清障礙，突破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天花板”對于兩國乃至全球而言都關系重大。

因此，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最終達成，需要兩國高層從兩國經濟發展的大局著眼，克服政治性障礙，求大同存小異。投資協定可以采取以肯定清單為基礎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談判模式，“先易后難”，將雙邊投資保護談判與投資自由化談判適當分離，并在各自的市場準入和對待外資的國民待遇方面做出對等的妥協。

（作者系國家信息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原文鏈接 ：http://opinion.hexun.com/2013-07-11/1560118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