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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培科:勿以寬進嚴管之名 行IPO放水之實

2013-08-09 01:44:47

成熟市場的注冊制,看似 “寬進嚴管”,其實真正要實現IPO并不寬松。注冊制也不是沒有任何的實質性審核,只是證監會不做實質性審核,證監會只負責監督之職,但實質性審核是由交易所和中介機構來承擔。

每經編輯 蘇培科    

◎蘇培科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近日,證監會主席肖鋼刊發署名文章,闡述“寬進嚴管”、加強監管執法,將是我國資本市場監管轉型的“著力點”,以此為契機來扭轉“重審批、輕監管”的傾向,證監會將“主營業務”從審核審批,向監管執法轉型,將“運營重心”從事前把關,向事中、事后監管轉移。

肖鋼認為,監管執法資源緊張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編制、經費等各種限制,證監會系統目前專司執法的人員不到600人,不及職工總數的20%。中國需要建立健全“高效型”行政執法機制,提高監管作為能力。大膽探索金融監管機構作為特定機構,脫離現行公務員管理模式的改革試點,在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和薪酬體系等方面實行靈活的機制,吸引和留住優秀專業人才。進一步充實執法力量,建立統一的違法線索監控監測平臺,建立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舉報激勵機制,提高案件發現能力。

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如何提高監管人員的效率和有效分配監管資源的問題,如果不改變現有的監管模式,不引入外部監督機制和不完善法制化的監管環境,即使證監會有3萬人,也照樣監管不好,這不是一個人員多寡的問題。當前應該盡快引入外部監督機制的集體訴訟制度,由于證券市場侵權案最突出的特點是受侵害者眾多,而個人投資者又無精力和經濟能力去單個訴訟索賠,證券集體訴訟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還可以節約各種成本。

在集體訴訟制度下,往往都是律師主動找受害者維權,途徑非常便利,集體訴訟“勝訴才收律師費”的后端收費方式,會大大提高中小投資者的維權意識,讓所有人都以合理的方式來監督上市公司、中介機構和金融機構。只有這樣,保護中小股東的權益也才會落到實處,市場誠信和投資者信心才會日益恢復。

筆者所呼吁的監管部門脫離官本位的目的,是為了減少監管人員的特權,將只對上負責變為對所有投資者負責,其目標由政績觀改變為業績觀,也會將監管成效和監管責任掛鉤。這樣一來,監管的方向和大多數參與者的利益相一致,還可以避免因監管機構官員的任免周期而導致市場的無辜波動,以及可以避免市場的短期化建設和后發劣勢。

讓監管者脫離官本位,也可以讓監管更加規范。讓監管者脫離官本位,也還以讓監管者的監管職能更加獨立,有利于市場的獨立性,有利于市場按照自身的規律來運行,可以避免行政力量的過度滲透,可以擺脫“政策市”的影子,但前提是:一個更高規格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更大范圍地約束公權力的職權范圍。

另外,對于“寬進嚴管”的監管思路轉變,一定要進一步界定和明確。“寬進嚴管”的說法,是李克強總理在今年5月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內容,李克強提出的 “簡政放權、轉變職能”,要從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突破口和抓手,界定權力與市場的邊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大量減少行政審批后,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后監管,實行“寬進嚴管”。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發現問題就必須叫停、處罰,這往往要得罪人,甚至要做“惡人”,比事前審批難得多。工作方式也不一樣,事前審批是別人找上門,事后監管則是自己要下去,到現場了解情況,實施監管。

顯然,李總理所言的“寬進嚴管”是一個主動性監管思路,是為了改變目前被動式監管和行政執法的作風,但絕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IPO將 “寬進嚴管”,也不是讓IPO批量放水的借口,如果在集體訴訟制度缺失、退市制度不完善、不實施注冊制的情況下,對新股實施“寬進嚴管”大肆放水,則很難避免泥沙俱下。

當務之急,A股市場只有改革權力發審、取消特權配售、叫停“直投+保薦”模式、解決一、二級市場利益割裂的矛盾,讓新股直接用發行價開盤、上市,減少新股在一級市場的爆炒和縮減一、二級市場的差價空間,實施真正市場化的注冊制發行,讓A股市場恢復市場化配置資源的功能,投資者才能真正擺脫圈錢恐懼癥,國務院“簡政放權”的精神也才能真正落實到位。

因此,A股市場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改革行政審批,證監會應該下放的是發審權力,該管的是合規性審查和維護市場公平正義,對違規、造假、害群之馬予以嚴厲懲罰,通過制度、市場規則和法律來約束市場參與者,營造真正法制化的市場環境和真正市場化的發行制度,而非目前的偽市場化發行,而這恰恰又是A股市場的信心和紅利所在,如果繼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者敷衍式地改革,只會讓中國資本市場錯失良機。

成熟市場的注冊制,看似 “寬進嚴管”,其實真正要實現IPO并不寬松。注冊制也不是沒有任何的實質性審核,只是證監會不做實質性審核,證監會只負責監督之職,但實質性審核是由交易所和中介機構來承擔。

所以說,注冊制并非是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反而合規監管更加嚴格,除了要求發行人將依法公開的各種資料完整、真實、準確地向證券主管機關呈報并申請注冊,還得回答主管機關層出不窮的詢問,這些回答不能有任何作假,一旦發生欺騙就屬于違法行為,公司不但上不了市,而且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各種訴訟賠償,同時還得接受社會公眾的全方位監督。

這樣其實約束條件更多,監管范圍更廣了,雖然只要符合上市條件的公司,都可以申請上市,但必須要有保薦承銷機構、會計師、審計師、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合力舉薦,才能夠“注冊”成功。而一旦發現上市公司違規造假就立即停牌退市,并且嚴懲造假者和 “幫兇”,給他們罰以重金,以補償受害者的利益。

只有投資者的利益和權益得到相應的保護,投資者才可以便捷地維權,“寬進嚴管”的監管思路才能被執行到位,不至于被歪解和借機大肆開放IPO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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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培科(對外經貿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近日,證監會主席肖鋼刊發署名文章,闡述“寬進嚴管”、加強監管執法,將是我國資本市場監管轉型的“著力點”,以此為契機來扭轉“重審批、輕監管”的傾向,證監會將“主營業務”從審核審批,向監管執法轉型,將“運營重心”從事前把關,向事中、事后監管轉移。 肖鋼認為,監管執法資源緊張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編制、經費等各種限制,證監會系統目前專司執法的人員不到600人,不及職工總數的20%。中國需要建立健全“高效型”行政執法機制,提高監管作為能力。大膽探索金融監管機構作為特定機構,脫離現行公務員管理模式的改革試點,在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和薪酬體系等方面實行靈活的機制,吸引和留住優秀專業人才。進一步充實執法力量,建立統一的違法線索監控監測平臺,建立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舉報激勵機制,提高案件發現能力。 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如何提高監管人員的效率和有效分配監管資源的問題,如果不改變現有的監管模式,不引入外部監督機制和不完善法制化的監管環境,即使證監會有3萬人,也照樣監管不好,這不是一個人員多寡的問題。當前應該盡快引入外部監督機制的集體訴訟制度,由于證券市場侵權案最突出的特點是受侵害者眾多,而個人投資者又無精力和經濟能力去單個訴訟索賠,證券集體訴訟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還可以節約各種成本。 在集體訴訟制度下,往往都是律師主動找受害者維權,途徑非常便利,集體訴訟“勝訴才收律師費”的后端收費方式,會大大提高中小投資者的維權意識,讓所有人都以合理的方式來監督上市公司、中介機構和金融機構。只有這樣,保護中小股東的權益也才會落到實處,市場誠信和投資者信心才會日益恢復。 筆者所呼吁的監管部門脫離官本位的目的,是為了減少監管人員的特權,將只對上負責變為對所有投資者負責,其目標由政績觀改變為業績觀,也會將監管成效和監管責任掛鉤。這樣一來,監管的方向和大多數參與者的利益相一致,還可以避免因監管機構官員的任免周期而導致市場的無辜波動,以及可以避免市場的短期化建設和后發劣勢。 讓監管者脫離官本位,也可以讓監管更加規范。讓監管者脫離官本位,也還以讓監管者的監管職能更加獨立,有利于市場的獨立性,有利于市場按照自身的規律來運行,可以避免行政力量的過度滲透,可以擺脫“政策市”的影子,但前提是:一個更高規格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更大范圍地約束公權力的職權范圍。 另外,對于“寬進嚴管”的監管思路轉變,一定要進一步界定和明確?!皩掃M嚴管”的說法,是李克強總理在今年5月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內容,李克強提出的“簡政放權、轉變職能”,要從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突破口和抓手,界定權力與市場的邊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大量減少行政審批后,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后監管,實行“寬進嚴管”。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發現問題就必須叫停、處罰,這往往要得罪人,甚至要做“惡人”,比事前審批難得多。工作方式也不一樣,事前審批是別人找上門,事后監管則是自己要下去,到現場了解情況,實施監管。 顯然,李總理所言的“寬進嚴管”是一個主動性監管思路,是為了改變目前被動式監管和行政執法的作風,但絕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IPO將“寬進嚴管”,也不是讓IPO批量放水的借口,如果在集體訴訟制度缺失、退市制度不完善、不實施注冊制的情況下,對新股實施“寬進嚴管”大肆放水,則很難避免泥沙俱下。 當務之急,A股市場只有改革權力發審、取消特權配售、叫?!爸蓖?保薦”模式、解決一、二級市場利益割裂的矛盾,讓新股直接用發行價開盤、上市,減少新股在一級市場的爆炒和縮減一、二級市場的差價空間,實施真正市場化的注冊制發行,讓A股市場恢復市場化配置資源的功能,投資者才能真正擺脫圈錢恐懼癥,國務院“簡政放權”的精神也才能真正落實到位。 因此,A股市場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改革行政審批,證監會應該下放的是發審權力,該管的是合規性審查和維護市場公平正義,對違規、造假、害群之馬予以嚴厲懲罰,通過制度、市場規則和法律來約束市場參與者,營造真正法制化的市場環境和真正市場化的發行制度,而非目前的偽市場化發行,而這恰恰又是A股市場的信心和紅利所在,如果繼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者敷衍式地改革,只會讓中國資本市場錯失良機。 成熟市場的注冊制,看似“寬進嚴管”,其實真正要實現IPO并不寬松。注冊制也不是沒有任何的實質性審核,只是證監會不做實質性審核,證監會只負責監督之職,但實質性審核是由交易所和中介機構來承擔。 所以說,注冊制并非是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反而合規監管更加嚴格,除了要求發行人將依法公開的各種資料完整、真實、準確地向證券主管機關呈報并申請注冊,還得回答主管機關層出不窮的詢問,這些回答不能有任何作假,一旦發生欺騙就屬于違法行為,公司不但上不了市,而且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各種訴訟賠償,同時還得接受社會公眾的全方位監督。 這樣其實約束條件更多,監管范圍更廣了,雖然只要符合上市條件的公司,都可以申請上市,但必須要有保薦承銷機構、會計師、審計師、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合力舉薦,才能夠“注冊”成功。而一旦發現上市公司違規造假就立即停牌退市,并且嚴懲造假者和“幫兇”,給他們罰以重金,以補償受害者的利益。 只有投資者的利益和權益得到相應的保護,投資者才可以便捷地維權,“寬進嚴管”的監管思路才能被執行到位,不至于被歪解和借機大肆開放IPO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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