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確權證明了，家庭農場在這個基礎上起來了，每一個家庭農場就是一個小微企業，重在經營。農民的積極性是不可低估的，會把家庭農場搞好，將來是種田不用愁。浙江的經驗看得很清楚，三種人是將來中國農業的主要生產力：第一，家庭農場主，他們受過培訓。第二，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一組織就不一樣了。重慶的長壽區、江津區產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樣的，是反季節柑橘。人無我有，你不種我種；人有我優，你種我也種，我質量比你好；人優，我反季節。第三，民營企業帶技術下鄉，帶資本下鄉。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進。還有跟農民談判，在廣東湛江市徐聞縣，徐聞縣的土地很貧瘠，沒有大河，靠水庫、臺風，所以有時候產量很低。跟農民談判，你這一畝地產多少糧食，值多少錢？幾百塊錢。現在你別種了，把田租給我種。我每畝地一年付幾百塊錢給你。農民想不要我種，我還一年有幾百塊錢。他說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樣付給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這里，根據你的技術水平，根據你的出勤天數，每個月發工資給你，你給我當合同工。農民說這個好啊，于是土地就連成片了。民營企業從國外引進的新品種種出來，有的種火龍果，有的種荔枝，有的種菠蘿。我們到徐聞城外，上萬畝的地，一望無際掛一個大牌子，連地名都改了，叫“菠蘿的海”。所以中國的情況，農田不愁沒人種，土地確權后，會有這種情況的。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這是中國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在北京幾次會議上一再說，改革的重點應當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為重點。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點理由：一、農民必須有產權，有產權才有積極性，才有財產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傭方必須有對等地位的談判。今天中國初次分配不行，因為出來打工的農民是單個的，城里的人也是單個的。而雇傭他們的是大企業，農民出來打工，城里人出來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們的大企業是強勢，談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資水平制定由強者說了算，這就是初次分配的問題。這種問題西方國家也有，但它有工會組織。工會組織替弱者說話，這樣力量就強了。在中國，工會管嗎？有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嗎？沒有。所以這個要改，如果這個不改，始終是強者和弱者處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農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們也是弱勢，采購商是強勢，由他來定價格。在西方國家有農會，或者叫農民協會，以及力量強的聯社，中國也需要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聯社組織，這樣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國的人均教育經費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人均教育經費和義務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師資比城里的弱，設備也不如城里，農民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習質量差。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正確的現象，就是職業世襲制。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他的孫子將來也可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收入初次分配就有問題。教育體制要改革，要加大農村的教育經費。好學校辦在城里，農村的孩子到城里來，學校免費讓他住，這樣就可以解決。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體化，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城鄉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律平等，這個很重要。

中央文件說“適當的時候推出遺產稅”，從長遠來說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實行遺產稅的第一條，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財產登記制度，這需要準備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已經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經傳了很久，它的董事長、總經理，很多都是年紀大的，甚至有70-80歲的。中國不一樣，中國老人沒什么錢，計劃經濟下生活了一輩子。中國的管理者40多歲，50歲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會收多少稅，如果他知道這個消息后，他轉移了怎么辦？因為很多地方是不收遺產稅的。香港原來收，后來就取消了。稅率多少？門檻多少？都必須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這當中不要造成兩個惡果：一個是資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資了，就揮霍、浪費。這樣都不利于經濟。中國需要培育中產階級，要把分配結構搞成橄欖形的，兩頭小、中間大。中產階級不是根據收入水平定的，根據多年經驗，中產階級三個條件：第一當然是有穩定的職業，穩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這樣的話，中國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國人口中就會越來越多。

五、城鎮化：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城鎮化就是要改變城鄉二元體制，這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問題在農民的市民化，農民市民化實際上就是讓農民和他的家屬都融入城鎮社會.中國的國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國要做到農民和他的家屬融入城鎮社會，現在的城市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的城鎮化率現在有兩個數字：第一個數字是國家統計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實際上這個數字不準，因為這個算法是將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內，而很多農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計算在城鎮居民中，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

我們現在這種城鄉二元體制是形成于1958年戶口制度改革。當時戶口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種，農民在不知不覺中就成為不能離開農村的人。改革開放之后，盡管城鄉二元體制放松了，但是沒有改變。現在出問題了，上海的問題表現得比較明顯，因為上海從農民工進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農民工，原來二十多歲的農民工，現在都已經四十多歲了，成為上海各工廠的技術骨干，但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他們的孩子不能夠在公立學校上學，醫療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