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主管溫彬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明年我國流動性仍不容樂觀，需要多管齊下改善實體經濟融資環境。比如，取消部分金融行業的制度紅利，壓縮實體經濟融資鏈條；提高銀行的放貸能力，適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銀行降低貸款利率的積極性；強調新資本協議中資本充足率、動態撥備率、杠桿率和流動性比率四大監管指標的作用，淡化甚至取消信貸額度和貸存比等傳統監管指標。

明年可考慮降準1-2次

中國證券報：明年貨幣政策將有哪些特點？在改革方面會有哪些舉措？

溫彬：穩健的貨幣政策應體現前瞻性、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需要引導商業銀行繼續加大對中小企業、“三農”、民生工程、節能減排等領域的支持力度。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管理變得更加復雜和不穩定，需要根據市場變化的情況，及時靈活地調節流動性，穩定市場預期。應提高貨幣信貸增長的質量，切實發揮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

目前，機構預計明年M2增長13%，新增人民幣信貸增長9萬億元，與今年的目標值保持一致，以體現穩健原則。但鑒于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以及實體經濟對融資的需求，明年M2目標值定在13.5%、新增人民幣信貸定在9.5萬億元更為合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體現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和靈活性，可以考慮適當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1-2次。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將推高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有利于縮小中美利差，建議人民幣法定存貸款利率保持不變，從而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在保持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和匯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快金融要素價格改革，發揮利率和匯率在優化資源配中的決定性作用。

在利率市場化方面，可嘗試簡化法定存款利率期限品種，擴大同業存單發行和投資的主體，引導商業銀行貸款基礎利率（LPR）與同業存單利率的聯動。明年上半年可考慮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區間放寬至±2%，減少對中間價的干預，避免再度出現中間價的確定與市場供求關系較長時間背離。人民幣參考籃子貨幣中應增加非美元貨幣的比重，同時進一步擴大資本項目對外開放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應加強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協調，加快金融市場建設步伐，大力發展規避市場風險的衍生品市場。

流動性將不容樂觀

中國證券報：在利率市場化加快、商業銀行業資產負債結構調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削減QE等背景下，明年我國金融體系流動性狀況將會怎樣？

溫彬：從內外因素看，明年我國金融體系流動性狀況仍不容樂觀。

為什么自今年6月以來，我國金融體系頻繁出現“錢荒”事件？由于利率市場化加快，商業銀行加大了資產和負債創新，大力發展同業業務，通過短期負債支持類信貸業務的發展。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在給銀行創造盈利的同時，也加劇了流動性風險。從中長期看，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金融體系流動性趨緊或將成為常態。

明年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開始退出，預計當年我國新增外匯占款將回落至1.5萬億-1.8萬億元左右，不利于外生流動性的改善。從內部看，如果監管部門出臺對同業業務加強監管的規定，那么融資主體也會通過其他途徑獲得資金。實體經濟去杠桿知易行難。“去杠桿”雖然緩解了金融體系流動性壓力，但會使信用風險陡增。

應淡化信貸額度和存貸比

中國證券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表示，未來資金價格的均衡點將較高。明年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是否仍會較高？如何應對？貨幣政策是否應考慮這一因素？

溫彬：在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大背景下，明年我國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易升難降。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是實體經濟自身、影子銀行、銀行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實體經濟自身看，近年來制造業和房地產業“二元化”問題較突出。受產能過剩困擾，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20個月同比負增長，今年前11個月同比負增長2%，由于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6%，實際融資成本相當于8%，而同期百城住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0.99%，快速上漲的地價和房價以及看好未來的預期，使房地產業對利率水平不敏感，吸引各類資金持續流向房地產行業，結果必然是其他行業感到“融資難、融資貴”。

從影子銀行體系看，它的快速膨脹在滿足企業融資需求的同時，也推高了融資成本，大量最終由銀行兜底的項目繞道信托、證券、基金等通道，銀行風險沒有分散，同時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

就銀行而言，負債成本持續攀升必然推高貸款利率。金融脫媒使銀行活期負債比例持續下降。2011和2012年，企業和居民活期存款占比分別為48%和42%，今年前11個月進一步下降至39.6%。同時，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一路走高。大型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在20%，準備金利率為1.62%，10多萬億元的低息準備金也推高了銀行成本。

因此，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需多管齊下。首先，要打破房地產價格只漲不跌的“神話”，約束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降低資金價格不敏感行業的資金需求。其次，取消部分金融行業的制度紅利，壓縮實體經濟融資鏈條。第三，提高銀行的放貸能力，適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銀行降低貸款利率的積極性；強調新資本協議中資本充足率、動態撥備率、杠桿率和流動性比率四大監管指標的作用，淡化甚至取消信貸額度和貸存比等傳統監管指標。第四，發揮央行金融市場穩定作用，加強對流動性前瞻性預判，提高公開市場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和常設借貸便利（SLF）運用的頻率和靈活性，保障金融體系穩健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