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如今，城鎮化已經不再是一個艱深晦澀的專業詞匯，普通百姓也常掛嘴邊，尤其是基層農村干部對這個話題更是熱衷有加。每次去基層實地調研的時候，筆者幾乎總能遇到當地干部“揣著小算盤”和你探討城鎮化的那些事兒。所謂揣著算盤，實際上就是要先弄清楚這項新政對農民、農村自身利益的影響。于是，一些聰明的學者就抓住了這一特征，反復從農民利益的角度闡釋城鎮化的意義和步驟。應該說，從“政策營銷學”的角度這是一個聰明的作法，但就城鎮化本身的推進來說，似乎離“破題”還有著很大的距離。

城鎮化漸熱大約是從兩年前開始，但給人的感覺似乎負面消息較多，比如“被上樓”、“強圈地”之類，讓人不禁懷疑城鎮化到底是不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必然階段，或者是不是已經應該進入到這樣的階段，再或者，城鎮化對中國到底有多大必要性。這些問題不解決，再怎么宣傳城鎮化，也只是一種政策需求，而不能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自覺意識。

城鎮化不是我們發明的詞匯，而是一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理念。縱觀20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其實應該更早，至少追溯到19世紀），幾乎都經歷了從“追求數量”到“追求價值”的過程，而且這種演變還有一種“傳遞效應”，即發達國家總是先發生轉變，放棄對以產量為主要變量的數量的追求，進而緩慢傳遞到下一級發達經濟體。產業經濟學家們將其稱為“產業轉移”，認為這是一種因勞動力成本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但產業經濟學對發達經濟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并因此將自己的產業傳遞給欠發達經濟體后的可持續發展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這就給后來的全球化演進的合理性埋下了誤解的種子。

現代金融學理論認為，數量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價值才是衡量一些經濟行為對錯的基準。這也就是為什么金融學家從來不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經濟個體追求目標，而是強調“追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因所在。在金融學家看來，一個微觀經濟體發展的好壞不是產量決定的，而是由獲得的價值高低決定的。阿迪達斯的所有者幾乎一件運動衫也沒生產過，但其市場價值比任何一個貼牌生產商都高。這個例子雖然有點極端，但它反映出的一個重要理念對于我們解釋經濟發展路徑是十分必要的，這就是“價值”。

這里所說的價值不是政治經濟學里說的“無差異勞動”，也不是經濟學所說的供求均衡下的商品價格，而是有其自身定價規律的資產價值。它的基本邏輯就是風險和效率：風險越大價值越低，而效率越高，價值則越高。因此，所謂追求價值，實質上就是追求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降低風險，二是提高效率。所謂經濟轉型，就是在這兩種變化基礎上的發展模式的轉變。城鎮化，正是在這樣的邏輯背景下確立其合理性的。

從根本上講，城鎮化不具有降低風險的作用，但它卻先天具有提高效率的作用。幾年前，筆者在農村調研時發現很多與效率相矛盾的實際情況，比如一些仍保留學校的村，全校只有三個學生，卻要保持15名教師編制才能維持學校的存在。農民和農村干部雖然不一定懂得效率，但他們卻很清楚這種教育結構的弊端：從孩子家長角度說，低質教育滿足不了他們的需求；從村一級的領導來說，這樣的結構很不劃算。于是一場教育結構的調整在一些地區展開了：各個村的學生被集中到鎮里上學，而各個村的教師經過優選，重新整合充實鎮學校的師資。當時筆者就想，這不就是一種 “微縮版”的城鎮化嗎？只不過沒有理論指導和政策推進，這個過程中，恰恰是實際需求推著理念的轉變和模式的轉化。

這種情況還可以推廣到社會養老、醫療保險等很多領域。后來，在我們的建議和指導下，這個縣的好幾個鎮搞了以農產品產業化為切入點的城鎮化試點，效果很好不說，推廣也不費勁，原因就在于他們從樸素、微縮的城鎮化中看到了效果，嘗到了甜頭。

這個例子也許太小，也許與我們想象中的城鎮化相去甚遠，而且，這些試點沒法通過市場定價來使其具體的價值反映出來 （但實際隱形價值已經體現出來，就是農民的甜頭），但正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兩者的道理是一樣的。微縮版城鎮化的根本出發點是提升效率，宏觀版的城鎮化其實也是如此。如果不能抓住這個核心，宏觀版的城鎮化反倒不如微縮版搞得好，這在邏輯上是一定的。

實際上，現實中宏觀版的城鎮化由于沒有抓住城鎮化的核心和本質已經出現了“劍走偏鋒”的現象，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地方債危機。地方債問題之所以愈演愈烈，因為問題本身有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借口，這就是城鎮化。常聽人說：要搞城鎮化就必須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上世紀90年代的稅改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投資基礎設施的財力，于是就必須轉向舉債。但在這個過程中，筆者幾乎從未聽到過如何強化既有設施和公共服務效率的說法，難道提高效率就不能滿足 （或者部分滿足）城鎮化的需求嗎？說到底是沒有這種意識，由于不了解城鎮化的根本目標是通過提高經濟效率來提升經濟體價值，因而就不知道城鎮化的切入點在哪里。

上世紀6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人都非常熟悉一句話，叫“綱舉目張”。時代變遷了，社會進步了，但不是說所有以前的道理都過時了，依筆者之見，這句話就沒過時，依然是我們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方法論。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質，實施的方法才會順應規律，使問題迎刃而解。搞城鎮化更是如此。任何舍本求末的探討都只能偏離城鎮化的本質與核心，到頭來產生的問題比解決的要多得多、嚴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