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穩經濟，從而穩社會的最大壓力是經濟增速下來后，擔心系統性風險的暴發，中斷、延誤了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的增長。也就是輿論界擔心的“經濟硬著陸”問題。

當經濟增速放慢后，要有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來加以調整，不能再讓有些低效的經濟主體繼續占有社會有限的經濟資源。說穿了，市場要倒閉、破產一些企業。不如此，經濟沒法轉型，改革也無法深入。我們現在正處于這個轉折時期的關鍵時刻。

怎么市場出清？首先，要有底線思維，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其次，要把握好穩經濟、促改革和防風險三者的關系，以改革的原則來確定風險的防范和化解，通過風險化解和防范確保經濟的基本穩定。第三，要及時發出明確的信號，堅決防范全社會的“道德風險”，重新確立嚴明的市場紀律和依法治國的理念。最后，必須按中央部署，加快推出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當前的經濟困境是什么

這個問題的傳統分析，往往是按出口、投資、消費三因素分析，預測增長中的問題，指出增長中的困境之處，然后尋找對策。這種分析在當前仍是重要的，必須的，但僅此而已，可能已不便突出中國經濟當前與過去相比，經濟矛盾壓力的特殊之處。

另一分析，直接從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從最困難處入手，就影響“當前經濟穩定、社會穩定”而言，思考最擔心的問題是什么。

物價？不是。固然當前仍有物價上漲的壓力，但今天的2014年遠不是2007年全球繁榮下擔心大宗原材料商品價格飛漲的年代。具體不展開分析。

外部環境？不是。今天也不是2008年突如其來的美國危機，面臨外需突然驟降的緊張局面。危機已歷經好幾年了，外需減少的局面也已慢慢承認并在適應。另一方面，即使美國QE政策在逐步退出，中國與“脆弱五國”畢竟不同，一是資本賬戶并未完全放開，二是增長潛力相對還比較高。因此，外部環境要重視，但是是一個老問題，不敏感。

就業？也不是。從追求增長速度是為了保就業，保就業就是保社會穩定的角度看，我認為當前的社會穩定壓力主要不是來自于就業。當前有就業壓力，但與過去不同。畢竟第一，是結構性失業的壓力，不是簡單的農民工壓力；第二，人口在慢慢老齡化，壓力在減輕；第三，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人口，在第三產業、服務業發展較快的年代，今天與過去、與10年前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語，帶動的就業人口增加了；第四，今天的中國，國家財力在壯大，意味著“社會托底政策”的實力增強了。

那么進一步分析，當前穩經濟，從而穩社會的最大壓力是什么？是經濟增速下來后，擔心系統性風險的爆發，中斷、延誤了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的增長。也就是輿論界擔心的“經濟硬著陸”問題。

如本人早在2011年曾反復宣傳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平臺逐步走向趨緩增長的平臺，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的。這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結構問題。增速下滑是合理的，硬用貨幣把它“托起來”反而會是危險的。基本理由是，危機后全球需求的萎縮，出口對經濟的拉動率接近零。投資中的三塊，制造業全面過剩；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很大，但由于地方債務問題越發突出而缺乏資金；房地產投資已形成泡沫。這三因素決定了中國過去的高投資率難以為繼。消費問題盡管中央政府過去幾年采取了各種政策措施，但嚴酷的現實是，居民消費率占GDP的比例，從2000年的46.4%，十多年來一路下滑，下滑到2011年的33.8%，2012年的34%。說明擴大消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而經濟增速一旦下降，問題就水落石出了。從實體經濟面講，問題集中在三方面：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投資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債務風險。這三個問題從金融面講，集中表現為金融的風險。

為什么要特別關注經濟增速下來后的系統性風險問題

經濟實際增速合理下降后，與此相伴，貨幣供應要回歸正常。如果貨幣供應回歸正常，必然會暴露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整個社會的資金緊張。不管叫穩健的貨幣政策，還是叫其他什么名稱的貨幣政策，只要是貨幣供應慢慢回歸正常，而僵尸企業在市場上難以出清，那么過去大規模鋪開的投資項目仍然需要持續的貨幣資金，整個社會就會出現“八個瓶子七個蓋”的現象，就會出現類似“中誠信托”的兌付問題。

第二，推高了資金成本，進一步加劇了債務風險。經濟增速下降后，不緊不松或偏中性的貨幣政策，本可以以此政策引導利率的下降，穩住經濟增速。但由于目前的改革不到位，實體經濟結構不合理，單純的利率市場化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在市場上能獲得資金或者能消化高利率成本的是房地產、地方平臺及其所體現的各種理財產品。這些高息理財產品推高了整個社會籌資成本，進一步加劇了一些地方融資平臺或地方債務的債務風險，因為有些地方是在靠籌集新的資金來維持原有債務的利息支出。

第三，僵尸企業問題不解決，擠壓了中小企業、創新和服務經濟的資金需求，使得總量資金更加偏緊。這既影響了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客觀上又加劇了全社會的資金緊張局面。

第四，因為社會資金成本在不斷被推高，境內外利差在加大，拖了匯率、資金賬戶開放的改革后腿。這倒過來又影響了國內金融市場正確信號的形成，出現了當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資金配置市場化能力不足的問題，影響了中國經濟走上健康的市場化軌道的進程。

因此小結以上四點，可以說只有解決了僵尸企業問題，總體資金偏緊的狀態才會改善，社會總體籌資成本才能下降，經濟需求減弱、貨幣需求高漲的怪現象才可以得以糾正。

怎么破局

首先，必須明確：唯一出路在改革。當前的金融問題反映的是實體經濟的問題。而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僅靠貨幣政策的緊緊松松并不管用。可以說，目前的金融已經是相當的市場化。不管是國有背景的大銀行，還是民營背景的村鎮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做企業是做得很到位的，都在講“利潤原則”。但是，現在國有背景的大銀行、由中組部任命當董事長的國有銀行，又為什么也愿意向地方政府、房地產融資？就是因為整個市場運行不能優勝劣汰，沒有出清機制，沒有風險壓力。盡管沒有明文規定，但整個社會存在“道德風險”，都認為金融風險是由政府“兜底”保險的，所以不管什么樣的金融機構都愿意向高利率的地方政府、房地產融資。大銀行也沒錯，是堅持了企業利潤至上的改革原則。但是，全社會的資金配置卻被扭曲了。

其次，要清醒認識：不管是英美的市場經濟、北歐的社會市場經濟，還是我們現在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甚至是過去曾經的計劃經濟，一個經濟社會如果前幾年是過度需求、過度投資，以后幾年的經濟運行就難以支撐下去，就要進行調整，這是由歷史反復證明的必然事件。對此，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叫經濟周期，要市場出清，出清是通過危機來解決的。我們過去的計劃經濟是通過“調整”、“關停并轉”來解決的。現在有特色的市場經濟，不管是叫關停并轉、市場出清、還是叫存量調整，都是一個意思，當經濟增速放慢后，要有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來加以調整，不能再讓有些低效的經濟主體繼續占有社會有限的經濟資源，包括資金資源了。說穿了，市場要倒閉、破產一些企業。不倒閉破產一些企業，經濟沒法轉型，改革也無法深入。我們現在正處于這個轉折時期的關鍵時刻。

再次，怎么市場出清？

第一，要有底線思維，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是一個國家保持穩定的基礎。這一點，其實連每天向全世界兜售市場主義的美國，當發生“百年一遇”大危機時，也是不顧他人反對，大發貨幣，先穩住金融大局。今天，我們已看到我國經濟客觀上已存在一定的潛在風險，對此，調控與改革要兼顧、要慎重。只有市場出清，才能糾正扭曲的資金配置，才能讓市場機制真正起決定性作用。但是，目前又不敢完全的市場出清，因為要防止震動過大，防止自動引發不可駕馭的系統性風險的暴發。那怎么辦？我認為在國民經濟各領域中，金融業一是負債面廣、涉及各個產業方方面面；二是風險傳導快，在一個小時、甚至一分鐘內，一個金融企業的風險可以瞬間傳到全國金融同業市場。相對而言，一個實體企業的風險，負債面窄、傳導慢。相對于銀行，對單一企業的貸款在金融審慎監管中，是被限制在銀行資本的一定的較小比例內，即一些實體企業的風險是相對可控的。因此，如果要市場出清，相比金融企業，對實體企業的動作可以大些，可以先著手。

第二，要有適當的緩兵之計。要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確實要把握好穩經濟、促改革和防風險三者的關系。要以改革的原則來確定風險的防范和化解，通過風險化解和防范確保經濟的基本穩定。因此，可以采取新舊劃斷、逐步推進等策略。例如，對已形成的巨大的地方債務風險，一定要向市場明確講清楚具體處置的方針與原則，講清楚債務最后損失的處理原則(中央財政兜底或其他辦法)，而且還應講清楚是“新舊劃斷、隔離存量”原則。這樣，整個市場就能由“利空”迅速轉為“利好”，并通過進一步改革地方融資制度，徹底讓市場明了，今后無償債能力的地方政府是難以在市場借到錢，整個社會借債需求會相應減少。低成本的資金需求往往意味是有效益的地方項目，高成本的資金需求往往意味是風險大的，也不易融到資。真正讓市場出現資產高、低不同風險的分類趨勢，實現資金的市場配置。只有“新舊劃斷，隔離存量”，才能既堅持改革導向，又不引爆系統性風險。

第三，在堅持底線思維，采取適當的緩兵之計后，要及時發出明確的信號，堅決防范全社會(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老百姓)的“道德風險”，重新確立嚴明的市場紀律和依法治國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進改革，才能使已經出臺的或即將出臺的改革措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不使改革流于形式，不使出現“法不治眾”的被動局面(例如，目前各地政府紛紛作出的擔保，其實早在“1995年的國家擔保法”中已被視為違法的)。至于具體信號怎么發出，要有藝術。同時要加大宣傳力度。既要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又能讓市場拒絕有風險理財產品的出現。

第四，與此同時，必須按中央部署，加快推出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只有通過統籌協調相關方面改革，處理好過去幾年遺留下來的問題，在穩住經濟、穩住社會的大前提下，整個的改革才能真正加快。而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強調讓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就是為了構筑防范過去問題重犯的制度基礎，確保今后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