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政府首份政府工作報告中一些措辭的改變和新提法，有著不同的深意，這也預示著新一屆政府正在不斷突破思維定式，以創新宏觀調控和改革，不斷化解風險的新思路。

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中國經濟，新一輪改革如何才能做到行穩致遠？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局勢錯綜復雜遠超想象，而地方融資平臺償債缺口、過剩產能、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等幾大風險相互聯系，互為傳導，只要某一環出現風吹草動，就很可能觸發系統性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宏觀調控方式在面對新問題、新矛盾的時候，可能會出現“調不動、調不轉、調不靈”的情況。

中國經濟面臨大大小小的三類風險：一類是不改革的風險，一類是必須承擔的風險，還有一類就是改革不當的風險，特別是對于后者而言，更需要不斷地對改革進行反思和調試，對既有改革的路徑、手段和目標進行重新審視，如何才能降低改革的負面沖擊。

在改革和政策的取向上，在改革這一事關中國未來前途命運的關鍵戰略上，既要堅持改革定力，也要未雨綢繆，保持宏觀審慎；既要積極汲取發達國家應對危機的經驗教訓，更要創新性地找到符合中國經濟現實困境的宏觀調控模式，充分尊重經濟演進和發展的客觀規律。

中國經濟既需要擺脫舊引擎，更需要擺脫舊的宏觀調控的思維定式，特別是對待地方債、影子銀行、產能過剩以及流動性風險等難題更要辨證施治，分類處置，差別化調控，避免“一刀切”和“大一統”的政策傾向，要在擠泡沫、去杠桿與維護金融穩定之間取得政策平衡，化解風險需要改革新舉措。

比如，當前，在解決地方債務問題時，我們的思路是過度盯住負債端，但如果我國以一個新的角度去思考，也許地方債務難題并非不可解決，其主要解決的邏輯就是將債務與資產進行置換。第一種思路是可以考慮將部分城投債轉為市政收益債，將公用事業類的城投債定位為市政收益債，并在地方政府預算中設立特別賬戶，進而從根本上降低政府融資對社會融資，特別是實體部門融資需求的擠出。第二種思路是可以建立基礎設施產權交易市場，完善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退出機制，以便于地方退出部分國有股權，盤活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等金融運作手段為新項目籌集資金。第三種思路是以股權融資替代債務融資。比如降低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可以將政府的經營性資產通過市場轉讓，轉讓收入用于償還到期債務，將債權轉換為資本收益，從而降低全社會的杠桿率的目的。

再比如，中國影子銀行問題的確隱患重重，但也不能“一壓了之”。一定程度而言，中國式影子銀行體系承擔了提供直接融資、服務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功能。影子銀行實質上承擔了一個連接貨幣市場和存貸款市場的中介作用，是對傳統銀行信用擴張渠道的變相替代或補充，這明顯不同于歐美等國通過金融衍生產品無限放大杠桿的影子銀行體系。監管當局應該基于“有益于完善融資體系、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原則，有區別地采取以鼓勵和引導為主、適度監管和規制式監管三種不同模式，實施分類化和差異化管理。可見，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推進什么樣的改革更有利于中國經濟效率的提升，如何推進改革更有利于短期乃至長期風險的化解，可能是對新一屆政府國家經濟治理能力和政策智慧的更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