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成都    

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成都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近期終于落地，“人”的城鎮化被提到了顯要地位。

何為“人”的城鎮化？當前國內社會各界眾說紛紜。3月29日下午，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 “綠地西南十周年發布會暨西南地區城鎮化發展及展望論壇”上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人的城鎮化應是人的權利的城鎮化，是人的權利‘屬地化’，包括人的經濟、政治等4項權利，這4項權利是不能分開的。”

此外，按照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的西南城鎮化調研報告，截至2012年末，重慶、貴州、云南與廣西城鎮化率分別為56.9%、36.4%、39.3%和43.5%。除了重慶之外，其他三個省（區）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鑒于西南地區城鎮化水平還不高，在未來中西部地區城鎮化成為重點的形勢下，選擇正確的模式尤為重要。專家建議，應警惕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模式。

一些與會專家及企業高層強調，在當前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形勢下，市場必須切實提到與政府平等的地位，讓作為市場真正主體的企業與政府充分互動，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提高城市規劃水平，產城融合精細化及公共資源的均等化等配套需求也要及時落地。

注重人的權利“屬地化”/

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中西部地區成為焦點之一，尤其是西南地區。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倪鵬飛表示，西南地區的城鎮化發展水平比較低，剛剛進入加速期，因此，選擇一個正確的城鎮化模式，不僅對全國城鎮化的發展，也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西南地區過去外出打工的一些居民已有了錢，隨著當地城鎮化、工業化發展，這部分人正在回流，也是真正的剛需購買力，西南的幾個一、二線城市會成為發展的重點，但要防止局部風險。

西南地區新型城鎮化該如何破局？楊宜勇表示，“近期的新型城鎮化規劃已經強調，這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應是人的權利的城鎮化，是人的權利‘屬地化’，包括人的經濟、政治等4項權利，這4項權利是不能分開的。”

楊宜勇舉例說，現在很多農民工雖然進城，其經濟權利在城市，但其選舉權、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及其他基本權利均在農村，如果這些權利不能在所生活的城市“屬地化”，那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對于新型城鎮化提到的擬推出居住證制度，在楊宜勇看來，這應是一種過渡性的制度，對于那些農業轉移人口來說，他們仍是半個城里人。

楊宜勇表示，“目前很多地方是趕農民進城，建農民城，失地農民就在農民城里，它和城市是兩張皮，這個問題怎么辦？答案是要尊重人選擇的權利。”

實際上，早在2007年，成渝兩地就被國家發改委批準設立全國城鄉配套改革試驗區。按照相關文件表述，這兩個成渝試驗區的初衷是為了破解城鄉之間的根本性矛盾，走出一條適合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之路。時至今日，成渝兩地在新型城鎮化方面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包括戶籍改革等。

政府主導城鎮化模式遇阻/

前不久，曾有媒體總結了分布在東、中、西部的十大“鬼城”，加上近期杭州、秦皇島等地樓市的降價潮，令人們惶恐不安。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土地管理系教授黃燕芬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相關產業沒有及時跟上，單兵突進。

黃燕芬表示，在那些所謂的“鬼城”里，房地產業發展過于迅猛，但隱藏在這一背后的正是地方政府的強大推力，特別是在賣地上不遺余力。實際上，這也是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模式。

對于這種模式，倪鵬飛表示，有些地方政府處在一個中心位置，它試圖作為一個市場主體參與城鎮化，政府掌握了從家庭征收的土地，向市場出售，取得土地資金，然后提供公共服務。由于它作為一個經濟體參與市場，就有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這就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征地時，可以把價格壓得很低，為促進經濟發展，可能把商用用地價格提得很高，工業用地價格壓得很低。在建設基礎設施時，它可能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倪鵬飛補充解釋說，這就導致了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人地、產業與人口城鎮化、空間結構、城市體系等多方面的失衡。

對于不同于政府主導的新型城鎮化模式，倪鵬飛表示，“主要是三大機制，包括市場運作機制、政府與市場結合運作機制 （資金籌措機制、土地占補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成本分擔機制、紅利分享機制）、政府調節機制。機制就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市場決定，企業運作，社會參與。”

產城融合須走“精細化”道路/

“城鎮化不等于房地產化，但城鎮化也不可能離開房地產。如經濟轉型要開發工業用地，旅游產業要發展，要開發旅游地產。”綠地集團執行副總裁，西南事業部董事長、總經理孫志文表示，“房地產和城鎮化，尤其是新型城鎮化，不僅僅相輔相成，還是有機融合、共同推進、必不可少的兩個核心。”

如今，隨著各地頻頻曝出城鎮化問題，產城融合似乎成為當下解決“城市病”以及發展新型城鎮化的一劑良方。

在賈康看來，對于產城融合，在國土規劃、轄區規劃方面，需要通盤考慮。如果在一個轄區內，既有產業，又有居民，又有城市發展，這時就需要在通盤條件下討論產城問題。

目前，各地面臨的顯著問題是城市規劃“朝令夕改”，上一屆政府實施的規劃還沒完全落地，下一屆政府往往推倒重來，導致產業重復上馬，資源浪費。

賈康指出，除了政府在產城融合上責無旁貸之外，企業尤其是一線企業應該主動與政府互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讓規劃框架有一定的水準和可持續性。

“以前是政府說了算，我給你什么就是什么，而現在凸顯了市場這個要素。政府的意識要轉變。”孫志文表示。

楊宜勇表示，產城融合要做到精細化。產城融合還需要政府和企業融合，不是簡單的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比如，新加坡最大國企淡馬錫集團在成都做了創新城，在天津有生態城，在吉林建了食品城。”這些都是較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