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來，中國改革的重中之重是調整經濟結構，即擺脫對出口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將消費作為新的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但是2013年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不降反升。筆者認為，如果要保持到2020年前每年7%的增長目標，那么不得不繼續將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從2007年之后，凈出口就失去了經濟增長引擎的地位。僅僅依靠消費也無法保證經濟維持較高的增速，因此，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的轉變可能需要重新審視。

盡管中國投資/GDP比率仍是全球最高，但人均資本存量仍然較低。2011年中國的資本存量/GDP比率約為245%，與日本相近。因此，中國仍然處于資本積累的過程。的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中國在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環保和醫療保健等領域仍有巨大投資需求。高企的國內儲蓄率為投資活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來源。

中國的家庭消費僅占GDP的36%，而20世紀80年代曾一度達到51%。筆者認為，消費/GDP比率下降的水平可能被夸大。

第一，房屋成交量的爆炸式增長導致官方統計數據失真。中國從1998年開始改革住房制度。新房成交量從幾乎為零到2012年的5.3萬億元，相當于GDP的10.1%。由于官方統計顯著低估了設算租金，從而導致消費/GDP比率的時間序列人為失真。事實上，消費/GDP比率的下降的確與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同處一個時期。

第二，中國較高的個人稅率導致許多民營企業家漏報瞞報收入，為了少納稅，他們將大部分消費報告為企業投資。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總額中所占比例很小，也是收入漏報瞞報的另一佐證。

第三，服務業也存在漏報瞞報現象，意味著服務消費也存在漏報瞞報。

由于官方估算的消費數字過低，因此僅依靠消費代替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期望不太現實。

更重要的是投資回報率下降。根據筆者測算，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比率(即新增投資對應產出增加的比率，比率越高，投資效率越低)從2007年的2.9增加到2012年的6.3。

因此，改革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上。如果政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那么盡管投資增長可能下降，但投資對增長的貢獻不會下降太多。畢竟，2011年以來的經驗表明，如果企業的表現不盡如人意，那么家庭收入增長(以及消費增長)也不可能持續。

自2013年中期以來，中國人民銀行以“信貸規模逐步縮減”的方式微調其信貸及流動性政策。信貸規模逐步縮減的主要特點包括：減緩信貸增長，但信貸增長仍大大高于名義GDP增長，因此繼續提高信貸/GDP比率。該現象在2014年延續，表明人民銀行不愿觸發強制性去杠桿。信貸放緩伴隨著轉變信貸結構所做出的努力：鼓勵支持實體經濟活動的信貸(中長期貸款)繼續穩定增長，但遏制涉足可能投機性金融活動的部分影子銀行業務。其目的是在信貸放緩過程中減輕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

信貸規模逐步縮減有助于減少經濟的短期下行風險，但同時表明金融風險仍將持續，筆者最擔憂的問題是，較高企業債規模及影子銀行業務規模逐步擴大。與此同時，央行面臨“單一工具、多重目標”的窘境。鑒于近期內，公開市場操作是央行調整政策的主要工具，而這一工具同時被用于實現維持銀行間市場的穩定流動性、避免資本流向波動導致的基礎貨幣變化，并解決金融穩定性問題的多重目標。這一政策的困境，表明今年國內流動性可能出現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