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張雯 發自北京

對于許多漂在北京的外地女孩子而言，擁有京郊戶口的男生比擁有北京城市戶口的男生更有吸引力。

“如果能找到那樣一個男生就好了”，在豐臺區馬家堡東路一家商場里做導購的江蘇女孩小馮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有宅基地有耕地，如果被征地有拆遷補償，如果沒有被征地，那起碼有一條退路”。對她來說，生活伴侶是不是城里人其實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些土地所意味著的保障更為重要。

事實上，戶籍與身份的斷裂多導致遷徙于都市與鄉土之間的農民工，更傾向于一種“生存與生活”分離的行為機制模式：賺城市的錢，過鄉村的生活。當然，對許多也想過上有保障的市民生活的農民工而言，則由于其不得不仰望的過高門檻而被迫這樣選擇。

7月23日，四川省統計局發布“2014年四川省進城務工人員現狀調查報告”，指出目前進城務工人員沒有舉家向城市遷移的比例超過半數，76.3%的農民工不打算購房，46.5%的農民工認為隨遷子女就地入學的“申請入學的限制條件太多，標準太高”；而國家統計局哈爾濱調查隊的一項調查則顯示，近六成農民工傾向“流而不遷”，不愿在城里安家。

農業人口市民化“盲區”

隨遷子女讀書、保障性住房、社保、醫療的不平等，構成了農民工都市生存的盲區。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6894萬人，比上年增長2.4%，從區域來看，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增長率高于東部地區。但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快速增加的同時，其權益保障相對滯后。四川統計局報告認為，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行業比較集中，社會保障水平不高，合法勞動權益維權意識不強。

而在日益增大的農民工群體中，46.6%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十多年前，出生于1980年代后的農村務工人員被學界冠名為“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角度；十多年后，這群囊括了1980年后和1990年后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步成為打工者的主流。

但是數量已達1億的新生代農民工正面臨著“上下無著”的尷尬困境：他們既游離于制度性權力結構和福利保障體系之外，也在客觀紐帶和主觀認同上脫離傳統鄉土。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李煜認為，與老一代農民工類似，城鎮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制度性排斥仍然存在。這一群體在就業、居住與生活、社會保障和獲取公共服務等方面無法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

“原來是農業人口，現在是城市人口，這個轉化過程涉及到哪些要完善的方面，比如戶籍、醫療、教育等。”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馮長春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僅僅一個戶籍制度便緊緊束縛了“碎片化”群體獲得公平發展的空間，現在很多地方已經放開戶籍制度，下一步還需要考慮到醫療、教育、養老等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是否能給城市外來者以“扎根”的空間。

城鎮化將加快戶籍改革

7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來到70%為農民工居住的德州袁橋社區，與大家圍坐拉家常時，李克強與這些“新市民”掰手指細數城鎮化好處，并表示，“新型城鎮化就是要讓你們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好日子，今后會讓你們生活得更好！”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也是現在政府力推的新型城鎮化的工作核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的調查結果顯示，愿意在各類城鎮居住的農民工高達91.2%，而且年紀越小的農民工越不愿回到農村生活。

新生代農民工顯示出加速流動與向往中大型城市生活的雙重傾向，但事實上，橫亙在農民與市民之間的戶籍制度壁壘，其改革歷程十多年來，一直未真正破冰。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不僅提出了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還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的城市公共服務問題作出了重點規劃，會議同時強調，要維護好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許多問題歸根結底與戶籍制度有關，所以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及社會融入等問題，戶籍瓶頸必須突破。”在鄭風田看來，“應當綜合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譬如子女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全國每年至少解決400萬新生代農民工進城落戶問題，確保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在城市落戶，享有與當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將農民工納入城鎮公共租賃住房體系，并在部分地區先行試驗，把已在父母務工地連續就學一定期限的學生納入當地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