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王辛夷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王辛夷 發自北京

核心觀點

經濟學家華生：朋友問我怎么看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我說毅夫講政府做的95%都是對的，否則中國沒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時看到不爭氣的發展中國家太多了。我覺得對70%就不錯了。維迎總說市場萬能，政府最好別干啥事，恐是因他從沒離開過政府附屬單位，衣食不愁話語有平臺，不知我等體制外的眾人生存的難處。

2014年7月，在楊小凱去世10周年追思會上，中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張維迎展開論戰。而論戰的核心，依然可以用楊小凱當年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來概括。

這場追思會主題——思考和探討中國經濟學科未來發展道路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問題。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說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確的；而在張維迎看來，現在還很難判斷經濟改革成功與否，我們隨時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毀原來取得的成就。

本擬閉門的會議，最終因為媒體出席演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論戰。林張二人的觀點被廣泛傳播并討論，學者們通過不同方式表達自己對此事的看法。

這不僅僅是一場枯燥的學術討論，在當今中國，對于發展路徑以及經濟增長能力的評估，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生活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

林張之爭十余年/

楊小凱也許能預料到今天的論戰。新世紀初年，已經旅居海外多年的楊小凱回到國內，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了主題為“后發劣勢”的演講。演講中他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沒有基礎制度的情況下，后發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在那個所有人都在討論“后發優勢”的年代，楊小凱對“后發劣勢”的重視，當場引起多位學者質疑。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是那場演講的親歷者。在楊小凱演講之后，他曾說：“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特點，而且要看到我們內生的制度變遷的動力，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學習英美的制度模式，可能會形成新的想法。”

盛洪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觀點“中國經濟還能繼續高速發展20年”，與“后發優勢”的堅定擁躉林毅夫不謀而合。

2002年，林毅夫撰寫了一篇題為《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的反駁文章。他認為，后發國家應該先利用“后發優勢”加速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推動制度的完善。

在楊小凱因癌癥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收獲了更高的名望。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觀點似乎更為決策層接受。

正因如此，林毅夫被冠以“主流經濟學家”等名號，被批評為“缺少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在他的微博上總結了“林毅夫的三個無視”。他認為，林毅夫僅僅因為中國與美國人均收入差距，相當于1951年的日美差距，就得出8％、20年的結論，這是極輕率的。對此，林毅夫說誤解了他，他當時說有實現8%增長的潛力。

而論戰的另一方，張維迎等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面對的局面更值得玩味，雖然得到的公眾支持較多，但較少體現在政策層面。

獨立經濟學家苗實在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短信里說，張維迎們是改革的倡導者，但是他們第一沒有后臺，第二太過率直，太過急躁，不具備中庸之道。

凡事不能走極端/

韋森是楊小凱追思會的主辦者，他在會上說了這樣一段話：“無論各位同仁觀點多么不同，至少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觀念的變遷在社會制度變遷中起著根本性作用。在21世紀，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到底什么才是一個良性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構架，中國的經濟學該向何處去，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要進一步思考的。”

而當被記者問到他本人對這一爭論的看法時，他回復說：“維迎和毅夫，都是好友，還是不說什么了吧，觀點上我更贊同維迎，個人友誼上，我和毅夫更近。”

追思會結束后第二天，張維迎重新回到北大朗潤園，這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所在地，而研究院的創始人，正是林毅夫。

2004年，楊小凱因癌癥去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為他舉行悼念座談會，主辦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發言中說道：“最近這幾年，我們在學術觀點上時有沖突，‘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在學術上，只有不同觀點的不斷砥礪和切磋，我們各自的理論才能不斷完善，不斷前進。”

當時在場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說，“我認識楊小凱超過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現在舉世贊同的中國增長還有一種保留和懷疑。這種保留和懷疑不是一種情緒化的猜疑，更不是因為他的境況不好，而是來自他對社會、對經濟長期發展面臨問題的思考，也來自他的學術核心部分的理解。”

戲稱自己是“小凱粉絲”的張維迎認為，“楊小凱擔心的問題如今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他的擔心很有市場：在國內生產總值不斷翻番的同時，腐敗問題、人口紅利漸失都讓改革顯得更加緊迫。

在林毅夫發表長文后，《每日經濟新聞》首席評論員葉檀在她的微博里寫到：“林毅夫先生撰長文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是學者應有的態度，對人對事的尊重與敬畏。”她認為，關鍵問題是我們不知道中國現在的情況到了哪一步，由政府來主控的模式是不是已經不適合當下的情況。她希望論證雙方可以舉出具體的分析模型，因為“這對于未來的決策意義重大”。

追思會結束后，經濟學家華生在自己的微博里說：“朋友問我怎么看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我說毅夫講政府做的95%都是對的，否則中國沒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時看到不爭氣的發展中國家太多了。我覺得對70%就不錯了。維迎總說市場萬能，政府最好別干啥事，恐是因他從沒離開過政府附屬單位，衣食不愁話語有平臺，不知我等體制外的眾人生存的難處。”他之后對記者表示，后發的優勢、劣勢都很明顯，雖然優勢占據主導，但在某個具體國家做得不好也許劣勢就會占據上風，凡事不能走極端。

這種中庸觀點，出自13年前楊小凱演講現場主持人茅于軾之口；13年后，在楊小凱追思會上，“中立派”黃有光也一樣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