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將在北京舉行，這是APEC峰會繼2001年在上海舉辦后時隔13年重回中國。自1989年正式成立以來，APEC走過25個春秋，現已成為亞太地區最高級別的政府間經濟合作機制，在推動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加強成員間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峰會將“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確定為今年的主題，并將“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三大重要議題。

如何理解本次會議的主題？如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的創新、改革與增長三者間又有何內在聯系？加強互聯互通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意義有哪些？中國在亞太伙伴關系中將扮演何種角色？證券時報就此采訪了三位專門研究APEC及亞太地區國際貿易的專家。這三位專家是：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馮維江。

亞太自貿區的實現路徑

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是指在亞太地區自貿區背景下的APEC成員方的緊密合作，建立區域內統一的自貿區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基礎。不像歐盟、北美地區有著統一的自貿協定，亞太地區因為地域范圍廣、成員方經濟發展差異大等因素制約，目前仍未建立統一的區域自貿協定，而是被各類小范圍的自貿協定所替代。由于這些協定遵循不同的規則和機制，反而增加了APEC成員方之間貿易投資的成本，盡快建立亞太地區自貿區因此成為APEC各成員共同的目標。目前，實現路徑成為擺在各方面前需要討論的難題，是由淺入深地循序漸進，還是建立伊始就遵循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協定？這也是本次APEC會議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證券時報記者：如何理解“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這一會議主題？中國將在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中扮演何種角色？

張建平：目前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著如何抓住發展機遇、如何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邁向綠色且可持續發展方向的艱巨任務。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意味著所有亞太經濟體將攜手合作，加強多領域協商溝通，以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重要推動力，以構筑全球供應鏈為重要方式，以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和亞太自貿區作為重要平臺，使所有經濟體能夠抓住亞太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優勢互補，走向共同繁榮與發展，成為亞太合作更加緊密的合作伙伴。

在此過程中，中國將扮演更加主動、更加包容和更加建設性的角色。本屆APEC峰會中國提出了包括開展亞太自貿區研究等50多項倡議，中國對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部分成員來自APEC，中國目前尚未加入）采取了包容和樂觀其成的態度，中國將以中高速經濟增長和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之一，為亞太增長充當火車頭作用；中國也將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亞太伙伴關系增添新的合作平臺與合作路徑。

馮維江：這一主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是“共建”，這體現了APEC的亞太大家庭精神和命運共同體意識。APEC的事業是所有成員的共同事業，各成員在共享利益、共御風險的同時，還要共擔責任。

共享利益是指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他人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共同發展。共御風險是指應集本地區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之合力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際治理機制碎片化等挑戰。共擔責任意味著無論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還是“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都需要APEC成員群策群力、共同投入。

其次，“面向未來”意味著本屆會議肩負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APEC成立以來，踐行以茂物目標（1994年印尼茂物召開的APEC會議上提出，發達成員在2010年前、發展中成員在2020年前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為核心的各類愿景，首倡構建亞太自貿區的宏偉目標，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缺乏約束性等原因，茂物目標難以如期實現。加之其他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不斷涌現，APEC的本身的地位有所弱化。

本屆會議提出“面向未來”，一個方面是要肯定和堅持推進本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最終實現亞太自貿區的宏大愿景；另一方面也是要為理想與現實之間搭設橋梁，提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務實合作的具體措施，拿出與長遠理想兼容、同時具備近期可操作性的方案。

中國是本地區的發展中大國，一方面要為發展中成員爭取利益，將APEC合作的議題更多導向發展或增長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發揮大國作用。亞太伙伴關系強調平等包容，需要各方共擔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各方均等承擔責任，而是應當根據各成員實際情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中國應樂于分享經濟發展的經驗，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領域發揮比較優勢，在規劃設計、標準制定、資金動員、技術支持等方面扮演更積極角色。

李向陽：APEC成員在金融危機之后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就是經濟增速普遍放慢，尤其是對這個地區的新興經濟體來說，它們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就是所謂“高速增長階段的終結”。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問題是對內需要進行改革，對外需要開放，對大國而言尤其如此，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國家。

APEC這么多年來對加強成員之間的開放合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這還遠遠不夠。

美國曾經提出建立亞太共同體的主張，現在演變為TPP，這就有可能出現新的難題，即在APEC中分為TPP成員和非TPP成員，APEC運行機制因此面臨一些挑戰。為應對目前亞太地區經濟增速的普遍放緩，成員國需要利用APEC這個平臺，在加強合作方面更上一層樓。這是“共建面向未來的新興伙伴關系”的大背景。

證券時報記者：近年來亞太經合組織地區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安排大量產生，并遵循不同的規則和標準，這對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帶來哪些影響？今年的APEC會議也將加快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議題下的重點推動工作，請問FTAAP的設立有何意義？

張建平：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安排大量產生，總體上對推動區域內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進程發揮了積極作用，有關經濟體也能夠分享到貿易創造和投資創造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與收益。但負面的影響是“意大利面條碗效應”，即由于區域合作碎片化，導致有關經濟體的原產地規則和通關程序日趨復雜化，企業面臨的規則體系日趨復雜化，交易成本上升。

FTAAP設立的意義，首先是將消除這種碎片化效應，其次有助于亞太經濟體在更大范圍的合作平臺上優化資源配置和開展合作，有助于亞太在全球競爭力的提升。

FTAAP也將包容區域內所有的雙邊、三邊和巨型FTA（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TPP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即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的“10+6”模式），使所有亞太經濟體融入到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成為亞太合作的建設性伙伴之一。

未來FTAAP的規則將趨于規范，標準將逐步提升，既照顧到發達經濟體的高標準要求，同時也兼顧發展中經濟體的現實條件。

馮維江：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安排大量產生，反映出地區成員對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具有極大的需求。但在更廣范圍、多邊層面解決貿易投資自由化則面臨高昂的協調成本，因此只能尋求小多邊或雙邊層面的有限解決，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次優選擇。

不過，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地區經貿規則網絡的碎片化，不同規則和標準相互重疊，消耗了地區成員大量的談判資源，結果卻呈現出“意大利面碗效應”，增加了廠商利用這些協議的成本。對單個國家來說，如果不參與小范圍的自貿安排，就可能被其他參與這些安排的國家邊緣化；但宏觀來看，各國都參加小范圍的自貿安排，卻可能造成事與愿違的后果，貿易投資效率不升反降。

加快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可以打破亞太地區成員陷入碎片化復雜自貿安排談判的“囚徒困境”，降低區域內貿易成本，提升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更好實現得自貿易的收益。

當前區域內主要有美國主導的包含更高勞工及環保條件、知識產權保護、國企規則等高標準的TPP談判，以及東盟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的低準入門檻的RCEP談判。

從長遠來看，高標準是自貿協定走向“深度一體化”的趨勢，但從實現途徑來看，東盟歷來倡導的關注成員“舒適度”、循序漸進的方式，更符合區域合作由淺入深推進的發展規律。未來FTAAP的標準可能是基于上述兩大談判成果來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