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胡祖六    

◎胡祖六

從中國國情、國際經驗與經濟增長理論等方面綜合判斷，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增長與發展時期。有別于1978年改革元年到2012年十八大這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結構開始發生顯著變化，增長方式與來源已經開始且將繼續做出重大調整，而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進入一個新區間，中位數增長率將明顯低于過去30余年GDP的平均增長率水平。

中國有望繼續維持高成長

近年來，中國經濟從雙位數超高速增長率顯著回落，國內外企業家、投資人、學者和官員對中國經濟近期表現與中長期增長前景普遍有所擔憂。從短期看，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徘徊起伏、工業生產增長幅度放慢、房地產市場低迷、地方政府債務高企與基礎設施投資萎縮，都為中國GDP增長造成不可忽視的下行壓力。中長期而言，逐漸消失的人口紅利與低成本制造業競爭優勢、日益嚴峻的環境危機、有限的自主創新能力，意味著中國未來增長的引擎缺乏新的動力與能量，甚至面臨可能陷入所謂 “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目前國內外金融市場看淡中國經濟短期景氣，擔心經濟硬著陸，并對中國中長期增長前景有疑問。事實上，中國在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表現仍然將相當出色，并沒有合理充分的理由對之感到悲觀。通過對于中國勞工市場狀況、國內儲蓄與資本形成能力以及生產率變化趨勢的研究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大約在6.5%~7%。如果剔除周期性波動的因素，預計中國在未來10年應可維持7%的趨勢增長線，這將是一個非常令人樂觀的結果。

即使與中國歷史上的高增長紀錄相比較，新常態時期7%上下的增長率表現亦非平庸，因為兩個時期經濟規模基數與人均收入水平存在顯著差異。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155美元，僅為美國人均GDP水平的1.5%，顯然呈現巨大的后發優勢與追趕空間。在改革開放早期的1979~1991年，改革開放政策把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1%。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掀起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盡管受到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在1992~2000年創造了年均增長10.6%的業績。之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所推動的大規模國企與銀行重組改革，確保了GDP在2001~2007年繼續維持年均10.8%的雙位數高速增長。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仍然在2009年~2012年實現年均增長9.3%。作為30余年持續高速增長的成果，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2013年人均GDP達到6800美元。中國從一個長期排名世界低谷的低收入窮困國家成功蛻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按照索羅新古典增長理論與跨國實證研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的初始人均收入水平越低，GDP的增長率就越高。中國過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長是在人均GDP水平相對較低的基礎上發生的。無論是與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增長率表現相比，還是從國際經驗橫向比較來看，中國在這一時期所取得的增長速度的確令人矚目。然而，相對于在低收入水平上所具備的追趕潛力而言，中國的增長速度又并不令人太過意外。

值得強調的是，在經濟總量接近10萬億美元、人均GDP上升到了7000美元后，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新常態時期的趨勢增長線將不可避免地落在經濟起飛早期的水平之下。然而，即使考慮周期性因素，中國經濟應該可以保持在6%~7%的增長區間內。在其人均GDP超過7000美元后，韓國維持了6.7%的年增長率，中國臺灣6.6%，中國香港6.3%，新加坡8%。因此，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中國保持6%~7%區間內的增長速度應該沒有懸念。

在目前人均GDP的水平上，6%~7%的自然增長率就是名副其實的高增長率。維持這樣一個速度區間，就可以充分地發揮中國固有的增長潛力，已經沒有必要追求從前那樣的高增長速度。如果繼續期望或者人為追求一個與從前的9%~10%相當的增長率，既不現實，又有害處。中國在新常態下的增長率，不僅在中等收入國家當中將是最快的速度，與低收入國家群中增長較快者也不相伯仲。中國在進入新常態后增長速度將繼續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與美國共同扮演世界經濟增長雙引擎的角色。如果中國維持在6%~7%的增長速度，那么在最可能的情形下，中國有望在2030年或者稍早于2030年超過美國經濟總量，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增長不再依賴投資拉動

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要素密集，依靠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雖然“二戰”后東亞經濟起飛時期同樣呈現了高儲蓄、高投資的特點，但中國更為突出。韓國歷史上投資占GDP的比率峰值為41%，新加坡46%，中國香港33%，中國臺灣31%。中國的投資率遠高于東亞地區快速發展時期的歷史紀錄水平。在2008~2012年，投資拉動GDP增長的重要作用最為明顯。在此期間，固定資產投資占GDP高達56%，為GDP增長貢獻了6.7個百分點，占總增長率的72%。

大規模財政與貨幣刺激支撐了投資拉動模式，但持續高投資率造成了重復建設，加劇了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的風險，惡化了產業結構與經濟失衡的問題。過度投資，尤其是在依靠進口原材料與能源、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重工業比如鋼鐵與電解鋁的情況下，形成了低效率的巨大產能。

在正常市場經濟周期中，投資過度擴張主要是因為企業對于未來商業前景過于樂觀，以及信貸泡沫所引致。在中國，除了宏觀政策因素，國有企業缺乏“硬預算約束”的財務制度（包括利潤不分紅、股票不回購），國企項目在投資審批制度下享有的優先權，以及地方政府追求政績、唯GDP至上，是導致投資沖動的制度原因。

中國的投資擴張主要依賴債務融資和高杠桿率。金融體系不夠健全、金融市場約束力薄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泛濫、缺乏透明度，產生了許多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差的投資項目，形成嚴重債務問題。中國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新常態時期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深化金融改革，減少投資行政審批，發揮市場高效率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增加直接融資比重，逐步實現去杠桿化，促進企業并購與產業重組整合，同時進行財稅體制改革，發展市政債市場，增加透明度，強化問責制，從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與國有產業的固有投資沖動癥。

居民消費私人投資構成內需主體

中國投資拉動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導致全球與國內經濟失衡，不可持續，這一點似乎已經在政策與學術界取得共識。但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夠產生有效消費需求替代固定投資與凈出口，支撐未來經濟發展？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私人消費的長期動力來自方興未艾的城鎮化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壯大。中國目前城鎮化進程剛剛過半，未來20年將加速推進。預計到2030年，城市人口將達到10億人，中等收入消費者將達到8億人，為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消費群體。這兩個歷史性大趨勢將刺激公共基礎設施、住宅、私人汽車、耐用消費品、醫療教育與文娛服務等需求。以醫療服務為例，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僅占GDP的5%，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更是遠低于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12.6%和美國的18%。未來10至20年間，中國的這個比例可上升到10%，意味著醫療衛生產業至少擴大一倍。

在投資拉動的傳統增長模式下，財政政策歷來重建設輕民生，導致過度投資、重復建設與債務危機。在經濟發展新常態時期，國家財政預算支出必須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以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為中心，建立全國性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覆蓋城鄉人口的基本教育、醫療保險、養老和失業保險。中國社保體系的改革將為國內居民消費穩步持續增長打下良好的基礎。

創新是提高生產率的源泉

新常態下實現6%~7%的真實GDP增長，擺脫要素密集投資拉動的傳統模式，更加依靠居民消費、清潔環保、創新驅動，這就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必須達到3%~3.5%的增長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效率顯著提升，生產率增長在較長的時期表現非常良好。但是，自2009年來，因為體制改革裹足不前，生產率增幅有較大回落，從4%下滑至2.3%的水平。這一趨勢令人擔憂。如果今后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不再依賴要素密集與投資拉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至關緊要。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早在20世紀初就指出，“創造性的破壞”，即創新，是市場經濟長遠發展的最重要推動力量。現代內生增長理論的奠基人羅默、盧卡斯等論證了創新和技術進步可以促進生產率與經濟長遠增長。

互聯網是中國商業模式創新與技術創新的最重要成功案例。中國經濟規模與國內市場的宏大、創業人才與信息技術人才的充足，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的逐步活絡，加之政府法規與政策環境的相對寬松，使互聯網業在中國迅速崛起，涌現了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一大批優秀的互聯網企業，并以互聯網的觀念、技術創造了巨大價值，刷新和改變了中國經濟地貌。

除了互聯網，中國在清潔能源、遺傳工程、現代農業與食品業等領域，也都擁有巨大發展潛力。

國際經驗表明，創新和技術進步需要雄厚的人力資本和研發投資。中國每年理工科大學畢業生人數高達兩百萬，為世界之冠。但人才素質尤其創造力培養方面還亟待改進。中國可以通過國外智力引進，包括吸引留學生歸國，進一步活躍創新與創業文化，促進高科技初創企業的涌現與發展壯大。中國目前研發投入僅占GDP的1.8%，遠低于一些國家3%的研發支出比重，更是遠遠低于韓國和以色列的5%。中國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和高附加值現代服務業成功轉型，必須大幅增加人力資本和研發創新投入。

在經濟新常態下，低垂的果實已經所剩無幾。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產生新的增長紅利。而改革的當務之急在于大幅減少政府行政審批，讓市場“看不見的手”替代政府“看得見的手”，打造公平競爭、透明自由的市場環境。重視人才，促進創業創新，提升生產率，是中國經濟新常態實現可持續高速發展的關鍵。

（作者為春華資本集團主席，本文原刊于《清華金融評論》，略有刪節）